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０１号



　　《杭州市社会用字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永明
　　　　　　　　　　　　　　　　　　　　　　　　　　　
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


　　　　　　　　　　　　 杭州市社会用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用字管理，促进社会用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使汉字、汉语拼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服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包括市辖各县、市）的单位（含外商投资企业，下同）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用字，是指面向社会公众使用的汉字、汉语拼音，其范围主要包括：
　　（一）法规、政令、公文、公章、证书、证件、奖状、布告、名片、标语、标牌（匾）、宣传栏、橱窗等用字；
　　（二）报纸、刊物、图书、教材、地图等出版物用字；
　　（三）商品名称、商品包装、商品说明书、商标标识和广告等用字；
　　（四）企业、事业、社会团体等单位名称用字；
　　（五）影视（戏剧）屏幕、音像制品及演出用字；
　　（六）各类学校、幼儿园的教学用字及校园名称用字；
　　（七）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居住地名称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用字；
　　（八）计算机、打字机等文字信息处理用字；
　　（九）其他具有公共性、示意性的社会用字。


　　第四条　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全市社会用字实施情况进行协调和监督检查。各县（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内社会用字情况进行协调和监督检查。
　　教育、商业、工商、市容、技术监督、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交通、旅游等有关部门在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下，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负责社会用字的监督管理，并对违反用字规范的行为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第五条　社会用字必须执行下列标准：
　　（一）简化字以１９８６年国务院批准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二）印刷用字以１９８８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为准；
　　（三）异体字中的选用字以１９５５年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四）汉语拼音用字，字母书写以１９５８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准；拼写和分词连写以１９８３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汉语拼音与词法基本规则》为准；
　　（五）计量单位名称用字以１９７７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标准计量局联合发布的《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为准。


　　第六条　社会用字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汉字书写规范、工整、易于辨识；
　　（二）行款，横写由左至右，竖写由右至左；
　　（三）汉语拼音书写准确，且与汉字并用；
　　（四）外文必须与汉字并用，上为汉字，下为外文。


　　第七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社会用字中禁止使用下列不规范字：
　　（一）已经简化的繁体字；
　　（二）已经淘汰的异体字、旧体字；
　　（三）已经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字；
　　（四）错误字和自造字；
　　（五）已经更改的旧译计量单位名称用字。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允许使用或者保留繁体字、异体字：
　　（一）整理和出版的古代典籍；
　　（二）文物、古迹以及革命先烈的墨迹；
　　（三）书法艺术作品（不包括招牌用字）；
　　（四）姓氏中的异体字；
　　（五）具有影响的老字号企业的牌匾、楹联以及本办法实施前注册的商标；
　　（六）国家规定允许使用或者保留繁体字、异体字的其他方面的社会用字。


　　第九条　向境外发行的报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宣传资料以及出口商品等社会用字，应当使用范围的简化字；确需使用繁体字版本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管理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条　社会用字监督管理部门按下列职责分工负责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工作：
　　（一）报纸、刊物、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印刷行业和电影、电视的社会用字，由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分工负责；
　　（二）标语、牌匾和宣传栏、橱窗等社会用字，由市容管理部门负责；
　　（三）企业名称、各类广告、商品商标、包装、说明等社会用字，由工商行政、技术监督部门依照分工负责；
　　（四）地名的社会用字，由地名管理部门负责；
　　（五）教育、商业、文化、交通、旅游等部门负责本系统的用字管理。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由社会用字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职责权限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经批评教育或在限期内不予改正的，处以每日１００元的罚款，直至改正。
　　出版物的社会用字及印刷企业的社会用字违反本办法的，由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实施的行政处罚，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