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法理分析及其立法研究

欧锦雄

当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控诉方的指控罪名不一致时，法院能否直接变更控诉方的指控罪名呢？这是刑事审判程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正就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孰是孰非，亟需从刑事诉讼的法理上予以探究，并据此指导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基于此因，笔者撰写此文参与讨论，并希冀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法理分析。
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的好坏，应以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刑事诉讼价值为标准，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的问题，属于刑事审判程序中判决环节的问题，因此，就“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和“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两种做法而言，孰优孰劣，也应以其能否使刑事审判程序具有良好的刑事诉讼价值为标准。所谓刑事诉讼价值是指用以评介和判断刑事诉讼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伦理标准。根据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刑事诉讼价值主要包括三方面：（1）外在价值；（2）内在价值；（3）经济效益价值。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是人们据以评介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在形成某一好的裁判结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的价值标准，评价刑事诉讼结果的好坏，主要以能否实现实体正义为标准，若一项刑事诉讼程序能以其独立方式确保刑事实体目标较好地实现，那么，这一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则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道德标准。判断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要独立于用以评价程序结果的价值标准。程序结果是否符合实体正义，并不能直接证明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评介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主要以其能否充分保障公民人权为标准。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用是否符合经济效益要求的伦理标准。一项具有良好经济效益价值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包括两点：（1）使投入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2）使产出的成果最大化。（1）一项刑事诉讼程序的优劣，应以刑事诉讼三方面价值予在衡量。如果某项刑事诉讼程序较好地体现了刑事诉讼的三方面价值，那么，这一刑事诉讼程序将是值得从立法予以肯定的。经过深思，笔者人为，“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能使刑事审判程序较全面地体现了刑事诉讼三方面价值，应在立法上予以确立。具体分析如下：
（一）“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能保障公正地适用刑事实体法，实现实体正义
人民法院是唯一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刑事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确保好的刑事诉讼结果，实现实体正义。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当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控诉方指控的罪名不一致时，如果指控罪名确实错误，而法院又不能变更其罪名，那么，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将不会是一个好的诉讼结果，从而无法实现实体正义。反过来说，如果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人民法院就可以作出准确的判决，较好地实现实体正义，这时的刑事审判程序才充分地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
（二）在“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其刑事审判程序依然是公正的程序
在现代刑事诉讼里，控辩审三方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法院是负责审判的裁判机构，承担着法庭审判，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刑法的任务。控方主要指检察机关或自诉人，其职能为：起诉起被告人，指控被告人有罪，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并具有举证责任；辩护方的职责为：对于控方的指控负责反驳，提出自己无罪或罪轻的理由。为了保证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和适用的法律准确，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审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决策的民主性。它为控辩双方和审判者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使控辩双方能各执一词，各抒己见，从事实、证据、法律等诸角度进行讨论，双方展开攻防对抗，使刑事判决在产生过程中充分吸纳了与此相关联的社会公众的诉述和意见，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判决形成过程的民主性、公正性。（2）司法决策的民主性，有利于人民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可见，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为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具有极大的公正性。
就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而言，控辩双方也能充分地行使各自的诉讼权利。因为，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是基于控辩双方就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各抒己见、互相抗衡后而作出的裁决，它具有相当的诉讼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可否认，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下，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使控辩双方不能就法院认定的罪名在事实和法律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攻防辩论，导致了判决民主性的欠缺，也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了一些削弱。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一欠缺另有救济性规定，即规定了二审制度和再审制度，被告人和控诉方可通过上诉、抗诉或申诉，再在上诉阶段或再审阶段进行对抗辩论，以使判决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当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性规定尚存在缺陷，还需要不断完善，例如，对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可在法庭审判程序中增加“罪名存疑审理”程序，并实行三审终审制，且每一审都应开庭审理。
总而言之，在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刑事审判程序依然是公正的程序，若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立法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将更为公正，从而全面地体现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
（三）对于“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刑事审判程序，无需过多地投入或耗费司法资源
在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由于没有驳回起诉或让由控诉方重新起诉，而是根据庭审过程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径直作出判决，所以，其司法资源的投入或耗费并不增加。即使对刑事审判程序予以立法完善，规定“三审终审制”或二审必须公开审理等内容，新的刑事审判程序也不需过多地投入或耗费司法资源，可见，“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并不会过多地影响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
综上所述，如果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那么，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就能较充分地实现刑事诉讼三方面的价值，因此，“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应在刑事诉讼立法中予以确认。
有人认为，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和诉审同一原则（3），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刑事诉讼中所称的“不告不理原则”是指法院不得对未经起诉的犯罪加以审判，法院也不得对业经起诉的事项不予判决（4）。简言之，无起诉即无审判。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起诉权由检察机关和自诉人行使，法院不得自诉自审。“不告不理原则”又延伸出“诉审同一性原则”，诉审同一性是指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受起诉制约，即法院不得审判未经起诉的被告人和未经起诉的犯罪事实。起诉范围涉及人和物两方面。对人的范围，即被告人，起诉的效力不及于起诉书所控的被告人以外的人；对物的范围，即犯罪事实，起诉效力仅及于单一案件或同一案件全部。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因为法院是在控诉方起诉后才进行审判的，而且法院审理的对象是控诉方已起诉的被告人，审判的案件事实是控诉方业已起诉的犯罪事实。经审理后，控审双方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都认为构成了犯罪，只是对同一犯罪事实的罪名在认定上产生分歧而已，由于法院为审判机关，所以，法院可以依据审判职权对检察机关或自诉人业已起诉的犯罪事实以自己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量刑。显而易见，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也没有违背“诉审同一性原则”。
应当指出，如果法院不能直接变更指控罪名，这类案件就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就如何处理此类案件的问题，持“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观点的人可能提出的处理意见主要有三种：
（1）驳回起诉并由检察机关或自诉人重新起诉（5）。由于这种做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使法院的审判权侵犯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或限制自诉人的起诉权，所以，这种意见不宜采纳。
（2）作出无罪判决。在查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法院只因其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致，而作出无罪判决。这种做法实为放纵犯罪，既无实体正义，也无程序正义。这种意见理应摒弃。
（3）商请检察机关修改指控罪名后重新起诉（6）。这种做法同样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而且，在检察机关和自诉人坚持原指控罪名的情况下，法院同样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处理的问题。因此，这一做法也不能令人信服。
就这三种意见而言，它们不是导致整个刑事审判程序无法实现实体正义，就是导致刑事审判程序自身无法实现程序正义，所以，“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二、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立法研究
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应是刑事诉讼立法的理性选择。但是，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仅在立法确定“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那么，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将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判决的民主性得不到全面的体现。为此，在确立“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同时，还应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其他有关环节予以立法完善。具体设想为：
（一）明文确立“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
由于“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属于如何进行刑事判决的问题，所以，应将这一内容规定在刑事审判程序的合议庭评议部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了合议庭如何作出判决的内容，因此，可以将“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内容规定于第162条，具体做法为：在第162条第（一）项之后增加一项内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时，应当以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同时，将原第162条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改为“第（三）项”和第（四）项。
（二）在法庭审判程序中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审判程序大体可分为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五个阶段。为了使控辩双方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在确立“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后，应在法庭辩论阶段之后明文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在法庭辩论后，如果人民法院根据庭审事实认为，该案件的罪名与控方的指控罪名不一致，那么，人民法院可以启动“罪名存疑审理”阶段，由人民法院将这一问题提出，由控辩双方陈述意见或辩论。
（三）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
由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致，所以，为了更充分地保护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应增加一个审级，实行三审终审制。审级的增加必然导致司法资源的投入或耗费增加，从而会影响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但是，这一审级的增加并未过多地占用司法资源。这一审级的增加可以使这一领域的刑事诉讼程序更为正当、合理，进一步提升了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进而使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实体正义更易实现。可见，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是必要的。
三、目前如何处理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的案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审判人员应树立起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刑事诉讼观，不能只重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目前，应如何处理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的案件呢？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议庭）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所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对这一规定作出了司法解释，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施行）第176条第（二）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司法解释没有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而且，它属于审判过程中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的解释，所以，是有效解释。虽然这一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指明是以指控罪名定罪还是以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二）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根据这一规定，前述司法解释应被理解为，以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否则，将因适用法律有错误，而被改判。在目前情况下，由于这种判决基本符合法理，所以，它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但是，在现有刑事诉讼法规定下，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使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受到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判决民主性不能得到全面实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今后审理此类案件时，人民法院在法庭辩论之后宜自觉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同时，在控方或辩方抗诉或上诉后，二审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全部开庭审理，不应仅作书面审理。通过这两项措施，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将得到较充分的保障，判决的民主性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现。


注释：
（1）、（4）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第30-32页，第300页。
（2）、（3）、（5）、（6）参见左卫民、莫晓宇《指控罪名不能更改之立法理分析》《四川大
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4-115页，第117页。


（作者简介：欧锦雄，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邮编：530023
地址：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物业管理企业的危机和出路

北京市天为律师事务所 居永和


危机一：与购房人（或业主）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中的绝大多数条款为无效条款。
《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服务内容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1、为购房人购买的房屋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2、为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
为购房人购买的房屋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有关条款，由于购房人有权委托他人对自己拥有的房屋进行管理，这部分条款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业主个人无权对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委托他人进行管理，就是说任何一个业主个人都没有就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与他人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关于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的物业管理服务的条款是无效的。
有些物业管理企业的法律顾问不同意这一判断。他们认为：如果物业管理企业只与一个业主签订关于小区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的物业管理服务的合同条款，那么，可以说这些合同条款是无效的，但物业管理企业与每一个业主都签订了关于小区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的物业管理服务的合同条款，这说明小区全体业主都同意将小区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委托物业管理企业管理，那么，关于小区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物业管理服务的合同条款就是有效的。
也许他们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为客户设计出这样一个与每一个业主都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中存在与若干个业主之间的若干个《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每一个《物业管理委托合同》除了这个合同中的业主本人同意以外，没有征得任何其他业主的同意，这个业主对其它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也都一无所知，因而，任何一个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只能是物业管理企业与这个业主个人签订的合同，而不可能成为物业管理企业与全体业主签订的合同。
没有与业主之间的有效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物业管理企业向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就没有任何合同上的依据，除非收取的物业管理费是缘于专门为业主个人的物业提供的服务，事实上，物业管理企业没有为某一个业主个人的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那么，物业管理企业为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合同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物业管理企业与开发商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而且，与开发商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只能限于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不包括为业主个人的物业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为业主个人的物业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只能依据与业主个人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以与开发商之间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为依据对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进行物业管理就应当向开发商收取这部分物业管理费，然而，事实上，这部分物业管理费是由业主在支付。业主支付这部分物业管理费并非业主愿意，而是因为业主没有认识到自己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中关于小区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的物业管理服务的合同条款是无效的，也没有认识到无效的原因是自己没有就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很多业主存在对自己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有效性的怀疑，但一般只想到"受开发商的胁迫而签订"这一理由，这一理由是难以成立的）。这一业主认识上的原因是不可能持续多久的，一旦业主经人指点而明白过来，物业管理企业即面临第二个危机。

危机二：与业主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随时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或者被法院宣告解除。
与业主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无效的上述理由，物业管理企业是难以推翻的。一旦某一个业主提起一个请求法院确认《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无效的诉讼，至少，法院是有可能做出认定《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无效的判决的。如果法院做出认定《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无效的判决，不仅不能再向业主收取关于小区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物业管理的物业管理费，而且，已经收取的这部分物业管理费将被判令返还给业主。
即使法院认定与业主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有效，业主仍然有另一个法律手段可供选择。业主可以选择的另一个法律手段就是：向物业管理企业发出解除《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通知书，然后请求法院确认《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自通知书到达之日起解除。如果业主采取这一法律手段，法院不可能不做出《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自通知书到达之日起解除的判决。因为：《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的这两条规定赋予了委托合同的任何一方无须经过对方同意亦无须寻找对方违约的理由解除合同的权利，所以，即使法院认定《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有效，只要《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任何一方提出解除，《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就必须被解除。与某一个业主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被法院宣告解除以后，物业管理企业就不能再向该业主收取任何物业管理费，其他业主必定纷纷效仿。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物业管理企业认识到上述危机而采取应对的措施。在开发商的怀抱里、在政府主管部门的袒护下，收取着并非合法的利益。为了收取并非合法的利益，或者与业主对簿公堂，或者与业主拳脚相向。这些危如累卵的手段岂能成为取财有道的长久之计？！那么，什么才是物业管理企业取材有道的长久之计呢？就是：协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
除了开发商以外，有权就小区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合同的就是业主委员会。如果物业管理企业不愿意依据自己与开发商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向开发商收取这部分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企业就只能转而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从而转向业主委员会收取这部分物业管理费。
这是物业管理企业的唯一出路。
有些物业管理企业看到了这条唯一的出路，但是，在协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过程中，这些物业管理企业无一例外地无视业主推荐业主委员会候选人和选举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权利，暗箱操作，一手炮制。这样的业主委员会即使成立，既不能在业主中有任何号召力，也丝毫不能解决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物业管理费的问题。这样的业主委员会手无分文，物业管理企业即使与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也不能从业主委员会得到一分钱的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的收取仍然像以前那样挨家挨户地收取，劳神费力。如果业主群体拒交，则不得不分别提起诉讼。若干个诉讼疲于应付。
既要协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又要解决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物业管理费的问题唯一正确方法是起草《业主大会公约》。在《业主大会公约》中规定业主向业主委员会交纳物业管理费的义务以及交纳标准，这样，物业管理费就不是业主每家每户向物业管理企业交纳而是向业主委员会交纳，业主委员会从每家每户收取到物业管理费以后再按照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向物业管理企业支付。这种收取物业管理费的方式，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和业主三方的关系最清楚，收取物业管理费也最有保障，完全屏除了物业管理企业向业主挨家挨户收取物业管理费的种种弊端。
但是，令《业主大会公约》成为如合同一样对业主有法律拘束力的合同文件的一个前提是：该《业主大会公约》必须经过小区全体业主的2/3以上的表决通过。《业主大会公约》究竟是由1/2以上的业主的表决通过还是应由2/3以上的业主的表决通过才能生效应该由法律做出规定，但迄今为止尚未有这一法律规定。在法律做出规定之前，可以比照《公司法》的规定采取2/3的比例，因为业主大会相当于公司的股东大会（业主委员则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但是，如果《业主大会公约》中只有业主向业主委员会交纳物业管理费的义务和交纳标准，无论什么比例，这个《业主大会公约》都是不可能在业主中间获得通过的。只有在《业主大会公约》中同时也规定业主应有的各项权利，比如：业主推荐业主委员会候选人和选举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权利等等，《业主大会公约》才有可能在业主中获得通过而生效。
大概物业管理企业都有这样一个担心：如此一来，业主委员会将很难控制。对于物业管理企业的这一担心，笔者的有两点意见要告诉物业管理企业：
一、目前物业管理企业成立业主委员会筹备组和推荐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依据的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比如：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485号文件。首先，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其地位（我国的法律体系按效力等级划分为：法律、法规和规章），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规、也不是规章，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既不能赋予物业管理企业某种权利，也不能阻止业主行使推荐业主委员会候选人和选举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其次，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管理企业成立业主委员会筹备组和推荐业主委员会候选人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的有关原则和规定相违背，不会存在多久。
二、充分尊重业主的权利而成立的业主委员会是我国民主与法制的细胞。只要这些细胞健康和普及就一定会有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健康肌体，而无需再有请愿和流血。试图控制业主委员会就是对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肌体中的细胞的侵蚀和灭杀。
所以，物业管理企业应该认识到：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关于物业管理企业成立业主委员会筹备组和推荐业主委员会候选人的规定只是自己尚可利用的短暂的机会。这个机会只能用于协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而不是通过暗箱操作、一手炮制来控制业主委员会。只有这样，才能消弭长久以来与业主之间形成的结怨，取得业主委员会的信任，从而取得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取得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后，把心思真正用于为业主服务上，那么，既有协助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功劳，又有与业主委员会和小区业主之间近水楼台的优势，在谋求与业主委员会续签《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时又有谁能比自己更具竞争优势呢？！物业管理企业尤其应该认识到：这个机会是短暂的，错过了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有。
以下七字句，可以总结全文：
进门全靠开发商，收钱只凭合同书；业主门前钱难要，诉讼路上危机多；做事从来无人谢，却有名声在外头；结怨已是三尺厚，小区易主料难留。协助成立业委会，抢得首功拨头筹；公约自成摇钱树，收钱无须费口舌；合同为本诚为先，好店十年不换客；近水楼台先得月，此地非我与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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