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


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革，已为过去十几年实践证明。以社交网站崛起为特征的互联网新时代正横扫中国，而爆炸式增长的微博成为中国社交网站的主流，中国正迎来“微博时代”。从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的2010年至今，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影响无孔不入。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也不例外。


在法律性质上，微博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的载体，其影响力是一种舆论影响力。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对社会关系和司法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大有不同。当前微博尚处初级阶段，对司法的影响处于萌芽状态。


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过去司法公开面对的舆论压力主要来自媒体，而微博时代的舆论不再依赖媒体为其信息源，媒体反而追随微博的民意，过去“媒体引导舆论”变成“舆论引导媒体”。司法机关直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这极大挑战司法机关的智慧。微博时代的社会力量将比媒体更为激烈地冲击司法公开的现有边界。在微博浩渺的信息流中，一切被获知的信息将无差别地公开，并可能形成爆炸式传播，司法公开技术门槛也变得极低。


微博时代对司法的影响，有一个链条完整的影响机制：


一是信息传播技术发生重大变革。此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来自于传统媒介或网站，这种传播具有单向性、自上而下性。而微博时代通过网络的交互功能，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源，又是受众。意见气候的形成，越来越多地依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并非由大众传媒力量主导，而是由优势网民意见扩散、汇聚后形成。微博的出现，使传播具有低门槛、即时性、个人化和高粘性的特征，信息可瞬间呈现几何级爆炸。社会管理者管控舆论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二是社会出现“自组织”现象。微博本质上属于社交网站，其魅力在于人身粘附性。每个“意见领袖”都有大量“粉丝”，每个普通用户也或多或少拥有“粉丝”。社会关系因此出现“自组织”现象，改变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格局。中国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式的层级控制极为严格。今天，中国社会仍以层层组织化为特征，下级组织从上级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个人从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形成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格局。而微博时代的社会关系发生裂变。以人身粘附为线条，每个人构成无边网络一点，每点又分出无数支点，循环无穷，使传统的自上而下格局外，又形成盘根错节的新的社会关系格局。


三是社会蕴藏强大的动员与行动能力。“自组织”现象必然相伴强大的动员和行动能力。微博在传播上的低门槛、即时性和爆炸效应，与其作为社交网站的人身粘附性交织，有助于群体冲动的爆发。


四是社会关系变革触发司法联动。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必然产生法律需求，进而对立法和司法产生影响。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动，社会管理机制便必然产生联动。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环，且被赋予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司法应当发挥主动性，与时俱进化解社会矛盾，体现司法的价值。


微博对司法的关注常从特殊个案开始，其能量也在个案上得到最大发挥。微博时代的初期，我们感叹于社会与司法力量交互中的混沌甚至迷失。这个阶段的“围观”，结果可能使个案正义得以实现，也可能迫使司法机关因民意作出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判决。


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


一是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法律已经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并规定“诽谤罪”等平衡条款，立法对微博的规制并非空白。但司法实践中，单个司法机关与微博在能量上是不对称的。司法被动性的固有气质从审判延伸到对外沟通，暴露出响应社会舆情能力的不足。但被动性并不意味着法院就要闭塞视听。通过更大程度的司法公开，积极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是当前司法面对微博民意的第一要务，也是在微博时代司法权威得以维系、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目前，诸多地方法院已主动开通微博作为司法公开新载体，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使司法机关公开公正的形象得到提升。


二是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司法和微博的内在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正，而其冲突正暴露出当前法律信仰缺失的现实。要提升民众的法律信仰，形成尊重司法的公序良俗，才能避免微博时代的民意演化为干扰司法公正的力量。首先，司法机关和政府应以身作则，通过法的运行来倡导尊重法律的社会风尚。其次，应通过法治教育，将法律信仰内化为普通民众的精神品质。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国 际 法 上 的 废 除 死 刑
中国政法大学
郑圣果

内容摘要：尊重、保护生命权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共识,并构成了国际人权公约一项根本内容。二战后国际法在死刑问题上的原则和趋势是严格限制并逐步、最终废除死刑，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已排除了死刑的适用。我国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死刑立法的调整是保障人权、履行公约义务和与国际立法接轨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死刑、废除、人权、公约、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内立法

一、 引言
自贝卡利亚1764年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倡废除死刑以来，在该问题上的争论一直历久不息。随着人类文明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二战后对人权状况重新审视的热潮再一次唤起国际社会对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死刑的广泛关注——“废除死刑的运动与人权运动密不可分” 。本文以国际人权法为主要视角，考察和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法在死刑问题上的发展历史与趋势，结合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关实践，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提出一些建议，以期真正实现和落实一系列人权公约所孜孜以求的“人的固有尊严和权利与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二、 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基本态度:从限制到废除死刑

1、 相关国际人权文件
（1）、一般性国际文件中的重要规定
现代取消死刑运动肇始于《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在其第三条庄严宣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但由于当时两大审判刚毕，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中仍保留死刑，宣言并未堂而皇之地提出废除死刑，但其隐含的目的无疑是最终消灭死刑，保障人的固有生命权 。
18年后，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在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6款又言:“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是对人权宣言精神的一秉继承和发展，阐明了两个关键概念：一是，死刑，尽管没被禁止，但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二是，严禁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废除死刑是国际人权法的目标 。
伴随着人类文明、刑法理论和各国实践的发展，其它一些较具体的国际文件也纷纷在其规制范围内对此作进一步的规定。如近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加入国众多的《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其第37条第1款明文规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这些一般性国际文件的特点是：已经蕴涵或提出了废除死刑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大都规定在总则部分，还未形成独立的专门性规范；特别强调除了最严重的罪行以外，禁止适用死刑，对某些特定人群则完全排除了剥夺生命的可能。
（2）、规范死刑的专门性国际文件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1984年5月25日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保障措施》）和1989年12月15日大会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二议定书》）这2个专门性文件,不仅在理论上对《公约》做了进一步澄清，而且确立了一系列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反映了国际社会关于生命权特殊保护观念的牢固树立。
《保障措施》第1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 从主观恶意和结果致命两方面限定了《公约》所言的最严重罪行。接下来的规定则从程序上保证了不得滥用死刑。如第2条的溯及力的规定“可按犯罪后处罚较轻的刑罚惩罚”，第3条的“新生儿的母亲和精神病患者也不得执行死刑”等。相关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规定,为逐步废除死刑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第二议定书》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旨在废除死刑的专门人权法律文件，更加具体、明确和具有针对性。它不仅在其前言中强调《公约》第6条“以强烈的措辞暗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而且规定“缔约国不能在管辖范围内对任何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人）执行死刑”，除了“战时宣判的严重军事犯罪，任何保留都是不允许的”，希望各缔约国“从此承担起废除死刑的国际义务”。据统计，到2004年6月9日为止，已有50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 。从上述这2个专门性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联合国废除死刑的倾向性态度。
（3）、区际人权公约
区域性人权公约的态度是相近的甚至可以说走的更为前列。
欧洲理事会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规定，任何人的生存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法院依法对他的罪行定罪后而执行判决时，不在此限。1982年通过的第6号议定书规定，除战争中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以外，应废除死刑，即和平时期无死刑。拥有44个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更在2002年通过第13号议定书，规定缔约国在一切情况下无条件地废除死刑，截止2002年5月3日，已经有36个成员国签署了该议定书 。
《美洲人权公约》的相关条款则对《公约》关于死刑的条件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主要内容体现在第4条：其第3款“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死刑” ；第4款“极刑不适用于政治罪或相关的普通刑事罪” ；第5款“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不得判处死刑，而且对超过70岁的老人及孕妇不得执行死刑”。1990年又通过了《〈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号召当事国废止死刑的适用，禁止缔约国于和平时期在其境内实施死刑。截止1998年7月，4个国家批准，另有3个国家签署了该议定书 。

2、人权文件采取的相关措施
国际人权法不仅树立起了废除死刑的目标，还进一步规定了相关的措施，力求在目前尚无法完全禁止死刑的情况下，把死刑的适用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些措施中较为重要的有：
（1） 、明示绝对不适用领域
现存可获的国际人权文件完全禁止对未成年人和孕妇适用死刑，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个准则。另外，已经或正在加入废除死刑行列的其他人群还包括精神失常者、新生儿母亲和智力低下者。有些国际文件也考虑对死刑年龄的上限加以限制。
（2） 、严格限制可以实行的领域
在不能完全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对最严重罪行的理解，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国际条约的评注和实践，一般只能作为非常措施，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目录如变节，通奸，挪用公款和盗窃，将这些一般性质的犯罪排除在外。
（3） 、利用豁免制度避免适用死刑
《公约》第6条第4款及保障措施第7条均作了“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的相似规定。这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可以成为在司法实践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措施，从而逐步向最终废除死刑过渡。
（4） 、程序保障
鉴于程序规范是减少死刑适用的重要法律保障，可以有效地遏制死刑适用的扩大，几乎每一相关文件均对此作了具体、细致、严格的规定。包括诸如公平独立的审判、证据认定的严格要求、硬性上诉权、执行的方式等。

三、国际人权组织、机构的决议、文件

诸多国际组织除了参与、起草、制订人权文件以外，还积极运用他们特殊的资源和影响力，在推动废止死刑的国际人权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举3个分别在联合国框架下、条约机构下及非政府组织体系内较具代表性的组织以明之。
1、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作为联合国框架下最活跃的人权机构，理事会不仅一手主持通过了《保障措施》，还频频发布相关的一系列决议，关注、促成和监督成员国在死刑领域的重要行动。如该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中就列举并谴责了对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的异常情况：毒品犯罪、强奸罪、绑架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宗教犯罪等。
2、 人权事务委员会
人权事务委员会可以说是现存的条约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实践中它通过一般性解释意见对缔约国的行为不断地加以引导和调整。委员会在对死刑问题的第6条上做出的2个一般性意见（也是唯一被做出2次意见的条款）中指出，无论如何，他们有义务把死刑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最严重的罪行” ；本条款的语气强烈暗示，各国宜于废除死刑。这意味着死刑应当是十分特殊的措施 ，尽管不能列出一个穷尽的最严重犯罪的清单，但仍对将死刑适用于模糊的、笼统的、经济的和非暴力的犯罪的担心 。
3、 大赫国际
1961年成立的大赫国际在推动废除死刑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可说是各类相关人权组织中的佼佼者。每年定期出版《大赦国际报告》和《死刑新闻》，积累了世界死刑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联合其他人权组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声明，呼吁和敦请所有政府停止死刑的使用。该组织及其他人权NGO的积极和卓有成效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废除死刑制度的决心和共识，给各国造成了舆论压力，于相关国际人权文件的产生和通过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四、相关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