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玉树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11月19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8年4月20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州的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州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七章 自治州内的民族关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玉树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是青海省管辖区域内玉树地区藏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还居住有汉族、回族等民族。
自治州辖玉树县、称多县、囊谦县、杂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自治州的首府设在结古镇。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州各民族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玉树建设成为团结、
民主、文明、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实际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逐步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各民族公民真正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和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及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利。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干涉婚姻、妨碍国家司法、教育制度、生产和推广科学技术的活动。
自治州内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有藏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和办事机构。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由藏族公民担任。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第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结合本州实际情况，确定和调整自治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员额。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尽量配备藏族人员。
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优待、鼓励州外各种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州的各项建设事业。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各民族特别从藏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注意在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一律并用藏、汉两种文字。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根据国家规定的定额和条件，优先招收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可以从当地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州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应优先招收州内人员。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在对本州工作的干部、职工实行地区性优待；对长期在本州工作的干部、职工，离、退休时待遇从优，妥善安置。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尽量配备藏族人员。
第二十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审判和检察活动中，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保障州内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藏语文或者汉语文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建立适合本州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州内矿藏、水流、森林、草原、土地及珍稀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州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开展与州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和设备，促进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机关鼓励州外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来州兴办企业，并为他们提供方便，给予优惠。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不断完善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的畜牧业生产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坚持自愿互利，提倡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促进牧区经济向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自治机关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调整畜群结构，选育良种，增加母畜比重，改良牲畜品种，加快畜群周转，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
自治机关建立健全草原建设和管理制度，坚持草业先行，采取封育、种草、灭虫、灭鼠、棚圈建设等综合措施，加快草原建设，逐步改善生产条件。
自治机关重视畜疫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加强畜牧兽医工作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畜疫防治责任制。
自治州建立牧业服务体系，推广科学养畜，促进畜牧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生产责任制，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田水利，积极推广良种和药剂灭草等先进技术，努力提高粮食总产量。
自治州加速发展农区畜牧业，以农促牧，以牧补农，走农牧结合的道路。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国营林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在一切适宜的地方植树造林，并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扶持，实行谁种谁有，长期不变。
自治机关大力加强林木的管护工作，严禁滥伐林木，严防森林火灾，保护林业资源。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以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指导群众开展草原土副产品的采集和加工。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在原材料供应和税收上给予照顾。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计划，组织领导乡镇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积极扶持、全面规划、正确引导的方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集体、个人可联合兴办或单独兴办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级国家机关需要改变其隶属关系时，应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改善自治州边远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保护公路和邮电通信设施。
自治州充分利用水力、风能资源，积极发展电力事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开放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发展国营、集体和个体商业，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自治州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州在州、县、乡所在地和交通要道，同外省区毗邻地区建立贸易市场，积极倡导农牧民兼业经营，鼓励州外国营、集体和个人来州经商，活跃牧区经济，扩大流通领域，促进牧区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依照国家规定，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所得外汇留成由自治州自主安排使用。
自治州自主安排利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以外的畜产品和土特产品。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城镇建设，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的新城镇和居民点。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它公害。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地区的领导，实行放宽政策，减轻负担，积极扶持的方针，在资金、人才、物资调配上给予特殊照顾，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第五章 自治州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青海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有管理本州财政的自治权。
自治机关自主调剂本州的财政预算收支，自主地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国家的建设投资、专项拨款等，除按专项使用外，其余资金由自治州根据资金性质，自主安排使用。
上级国家机关和外地在自治州兴办的企业、事业单位留给自治州的税利，不抵减上级补贴，作为自治州发展建设的专项资金，由自治州自行安排使用。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对属于自治州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的过程中，由于企业、事业隶属关系的变更以及遇有重大灾害和其他特殊情况，使自治州预算收入和支出发生大的增减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作适当调整或增加补助。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本州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州实际，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实施。

第六章 自治州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积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本州各项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实行以国家办学为主，同时鼓励国家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办学或捐资助学。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注重智力投资，逐渐增加教育经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克扣、挪用教育经费。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扫盲和学前幼儿教育，逐步兴办民族高等教育。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中、小学教育，以全日制为主，公办为主，寄宿为主，重点办好寄宿小学，对农牧民子女实行免费入学。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内以招收藏族学生为主的中、小学校，应开设藏文课和汉文课，用藏汉双语授课，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中等专业学校在招生时，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对在同等教育条件下就学的汉族考生也予以照顾。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扩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教育质量。
自治机关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成人教育，有计划地选送职工到州外中高等院校深造，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自主地决定本地方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研机构，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先进科学技术。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民族文化事业。
自治州保护历史文化古迹，注意搜集整理、编纂和翻译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出版民族书刊。
自治州开展和促进对外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协作。
自治州积极发展广播、电视、电影事业，搞好藏语译制和播放工作。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卫生事业，建立健全县、乡医疗卫生机构，贯彻预防为主，中、藏、西医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常识，重视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发挥民间医生的作用，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和传染病。
自治州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学，培养民族医药专业人才。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积极发展妇幼保健事业。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体质。


第七章 自治州内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共同为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都要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对能够同时熟练使用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的，予以奖励。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照顾州内其他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特殊困难。
自治机关在处理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妥善解决。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每年12月25日为自治州建州纪念日。
第六十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自1988年7月25日起施行。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1988年4月20日
内容提要：
司法能力，本文要讲的司法能力是有限的“不据法司法”能力，是指在司法中遇到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或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却无法化解矛盾或冲撞社会公平正义底线时，能依靠社会、政治经验的直觉寻找到正确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办案能力。如果法官都是些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在各个案件中发现正确判决的圣贤，那么施行这种“不据法司法”的做法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个人们极易作出失误判断的复杂的社会中，培养这样的法官是很难的。可如果法官在应用法律规则的同时，多一些睿智、社会、政治的直觉或有原则的本能，那在各个疑难案件中发现政治、社会、法律效果一致的正确判决将成为可能。笔者就是希望通过本文寻找这种可能。
2007年，当笔者第一次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时，笔者感觉到自己不知道是法律的工作者还是政治工作者，困惑了。然而在笔者看过徐振博法学博士的《“三个至上”寻找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之后，对“三个至上”所体现的法律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三个至上”不仅旗帜鲜明开创了有中国本分的法律哲学，而且也为广大法官司法提供了社会、政治的直觉和思想方法。特别在遇到非常规案件、根据具体法条材料常常得不出社会可接受的答案时，“三个至上”的法理哲学更显现出能为法官司法开启智慧之门的导引作用，为正确判决探出途径的方法作用。全文共7189字。

关键词：三个至上 锤炼 司法能力

以下正文：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情况，从形式上看办案没有问题，但社会矛盾就是得不到有效化解，有时候还崩塌法院形象，毁损了从点滴建立起来的司法公信力。如“天价逃费案”，该案被告时建锋在自己的货车上安装假军牌，共逃费2361次， 价款368余万元。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此案宣判后一时舆论哗然。该案属于典型的机械办案、就案办案，不注重判决是否与社会直觉的公平正义差距的结果。又如“许霆案”，因自动柜员机系统升级出现异常，许霆连续170余次取款174000余元。一审法院认定许霆犯有盗窃金融机构罪，判无期徒刑。此案判决引发社会的广泛质疑后，重审判其5年。该案属于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的结果。再如“二奶继承案”。四川省黄某死前立下遗嘱并公证，将财产一半遗赠同居的张某。张根据遗嘱索要遭拒绝，遂诉法院并获判得财。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广泛争论后，二审判决黄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二审属于兼顾了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才很好地维护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结果。上述三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是经常遇到的，可办案结果均却给法院形象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这些案件的存在不仅考验了法官运用法律规则能力，也考验了法官对社会的回应能力和对政治的判断力。同时也考验了法官在政治、社会和法律之间的平衡力。从上述一些案件看来，法官具有娴熟的业务知识是不够的，他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锐犀的政治判断力。娴熟的业务知识通过系统学习可以获得，而社会经验和锐犀的政治判断力则通过什么样渠道可以历练取得呢？在这个复杂变化的时代有没有一种可以照亮了法官的思想空间，使他们视野度更高、世情更练达准则存在呢？笔者认为“三个至上”具有“不据法司法”的司法直觉，她可以作为一种法治原则和精神存在，而且能为法官穿透上述案件提供智慧之源。为此笔者就如何用“三个至上”这个“不据法司法”的司法直觉锤炼法官穿透疑难案件的司法能力谈几点看法。
一、“三个至上”旗帜鲜明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法理哲学。
一个法官对案件的穿透力取决于他对法律的社会价值功能的认知程度，也是对法律哲学的认知程度。什么是法律哲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法律哲学，就是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中国家、政治、民族、伦理等的基本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提出的“三个至上”，显然不是结构复杂的法律网络某个点，而是可以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居于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科学系统的最高层次的理论基石。她不仅能作为寻找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的理论，而且是中国实现更高程度司法公信力的法律哲学。⑴她鲜明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分别体现在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层次的要求。同时为法官司法提出明确目标，为法官司法依次递进设了三道标准，培养了三个方向直觉。
（一）法律至上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一层要求，设了第一道标准直觉是宪法法律至上。法官司法，首先要严格依法。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特别在我国法官数量众多，为保证法律的统一，一定需要比较强有力的法院组织结构；一定需要法院内部比较强有力管理审判权力的组织；一定需要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人民需求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二层要求，设了第二道标准直觉是人民利益至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核心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司法是人民司法，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各项司法制度都是由人民在司法实践中创造、确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司法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司法，靠人民司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一切剥削阶级司法制度最本质的区别，也是这一司法制度能够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原因。⑵
（二）党要求的直觉。
“三个至上”为法官司法提出了第三层要求，设了第三道标准直觉是党的事业至上。“三个至上”旗帜鲜明体现了党的意志，是一个国家政治性的法律观。马克思观点认为，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其反映的必然是执政阶级的意志，维护的必然是执政阶级的事业。“三个至上”把‘党的事业至上’放第一高要求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观点。
在我国，所谓“法律的政治性”，很容易被误解。其实，法律的政治性，她首先指法官在法律无法具体适用的开放领域的被迫的“偶尔依照社会需求、大局要求创造性、能动性司法”，她也是指法官在运用法律规则所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并不一定是刻意追求)对政党或政党纲领的忠诚，或对与政党或党纲都无关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她决不是要把法律工作者都变为政客。很显然“三个至上”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政治、人民的角度去理解和执行法律，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观点，也是我党第一次旗帜鲜明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三个层次法理哲学。
二、“三个至上”为法官提升司法能力的通道上开启三道门
提升法官司法能力，通常是指提升法官运用法律规则的能力，然而遇到非常规案件时，仅具有运用法律规则的能力是显然不够的。特别在我国职业制法官体系中，走的大致是高中、大学本科，经司法考试进入司法，他们基本上是一辈子在法院官僚体系中一级级晋升，社会地位不高，社会经验、政治经验缺乏，此等情景下，如果遇到无可适用法律时，拿不准时脉，切不着时搏正常。有的人会说，为什么不走英美法官之路，从旁门进入司法系统，从较多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人群中挑选法官。如果选择美国的旁门制，法官数量就必须大大减少，可以想象中央政府或全国人大来挑选9甚至50位大法官，仅挑选和任命就会很成问题。另一个问题法官少了，又如何能以目前的模式有效处理中国目前正大量涌向各级法院的各类常规的社会纠纷？行不通。目前要提高法官司法能力，要保证法律的统一，一定需要比较强有力的意识教育，锤炼一批比较有政治社会经验、知识和能力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的法官队伍，而“三个至上”恰恰能为这种强有力的法治理念教育指出道路，开启了智慧之门。
（一）“三个至上”言简意赅为法官司法开启掌握政治、社会、法律三道思考之门。
“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虽然不能提供法律适用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但她能确立一种信念尺度、立场态度和思想方法。“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可能给不出我们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答案，却指给法官如何去找到正确答案的三道门。第一道是简单案件运用法律规则司法；第二道是复杂案件在很难寻找到可运用的法律规则基础上，或如果适用的法律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时要充分考量社会的接受点和需求层面问题，应寻求人民、社会需求点而办案；第三道是遇到疑难案件在运用法律规则有问题时，或如果适用时滞性的法律，适用结果直接冲撞社会大局时应充分考量社会需求点和政治效果而司法。也许有的人会这样认为，“三个至上”的三道坎，如此的要求泛化了，太政治化了，其实不然。马克思观点认为，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社会上、政治上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而“三个至上”就是我国国情决定的，是由我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也就是说，“三个至上”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是必然的，不是人为可以着意添加或者删减的，这是我们当代法官必须坚定的法律信念基本观点。在这里我们更可喜看到“三个至上”除了为法官司法提供了三个适用法律的依法着力点外，还为我们法官司法照亮思想空间，开启三道门，提出了三个目标。
（二）“三个至上”为法官提升法律哲学素养开启了历练之门。
实践中，一些法官难免会认为，法律哲学是难懂的学问，离实务太远，甚而恐“哲”畏“哲”，这一点笔者也认同。然而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变得纲领性和现实性了，言简意赅，而且融汇政治、社会和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智慧结晶，比起那些关在象牙塔里的法律哲学研究肯定更具有活力的，更易理解，更易掌握。当然，“三个至上”作为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也有其理论性一面，“三个至上”本身贯穿着司法经验总结和中国本分的法治精神，但法理的因素不仅是造就现实的法律的理论依据，而且是修正现实法律弊端的重要理论力量，只要方向准路对，智慧之门的开启就剩下的只是理论层面问题，功可利器。旗帜鲜明的东西让人旗帜鲜明易理解、易掌握。当代中国法官人格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用中国的方式去塑造、去充养。法律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法律哲学在法律人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得以生成和丰富。优秀的法官正是在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哲学的熏染和引导下，才逐渐形成了捍卫党的事业、服务人民、忠诚法律的法律人格，而这是任何具体法律知识所无法企及的。⑶“三个至上”以其鲜明的党理、人文和法理立场弥补了法官可能在某具体应用法学上的局限和不足，使其依凭法律的价值和意义同样可以洞见在不同部门法中显现着的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光辉。“三个至上”鲜明中国特色法律哲学不仅是法官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更是为法官开启了其法律人格、素养并巩固其对审判职业情感认同的历练之门。
三、“三个至上”为法官实践提供递进的思想方法
“三个至上”法律哲学是对我国法律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的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的分析，她在法官思考实践领域中起到最基础的作用，“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素养不仅能提升法官运用法律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能够弥补法条适用的漏洞。换个角度来说，我国法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而“三个至上”法律哲学价值内涵就是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她不仅居于法律科学系统的最高层次，也是构筑法官法理观和法治观的理论基石。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非常规案件、根据法条决策材料常常得不出社会可接受的答案时，“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为法官寻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提供了递进的思想方法，也为法官作出正确判决提供了递进的途径。
所谓的司法递进思想方法，是指法官司法办案，不仅依法，而且还要根据案件需要递进考虑案发当地的人民需求、社会实际、政治要求。“三个至上”告诉我们法官递进的思想方法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必须能够回答我们身边的问题。要做到既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法结”，又能解开当事人之间的“心结”。那种机械办案，不重视矛盾有效化解，往往导致案件处理形式上合法，实际问题却不能决的后果，久而久之必然引发当事人对政法机关甚至对党委、政府、国家的积怨，进而加剧上访、闹访现象，甚至酿成极端事件。因此，司法办案寻求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三个至上”递进思想方法的核心价值，也是“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必然。
当然，坚持司法为政治服务，并不代表两者可以合为一体，法律毕竟是以自己稳定的规则的形式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鲜明的政治性与彻底的人民性相统一的司法制度，人民法院确立“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类各种司法制度及其活动的共同发展规律。⑷法官讲政治、顾大局，其实就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在运用“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去开展审判活动，谓之能动司法。那些反对法官角色政治化的意见或观点不仅不符合实践，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西方法学家基于他们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也承认，法律是调和、协调、折中这些彼此相交和冲突的利益的努力，“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司法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国家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无不追求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和谐。我们办理案件，公正司法，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去化解矛盾，实现安定，促进和谐。
四、“三个至上”是法官思考实践的价值目标
随着社会的转型，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样化的主体、多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多领域的利益冲突，趁势越来越复杂化，有的单靠技术手段或司法手段是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迫使我们法官除了掌握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外，还必须熟练掌握“三个至上”的法律哲学内涵，才能有效化解有政治意义或有社会意义的社会矛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需求会日益增加。特别遇上下列三种情形案件就更需要有政治上、社会上敏锐和犀利。⑸首先，遇到没有直接可适用的法律但必须且只能由法官通过“解释法律”——其实是“偶尔立法”——来解决的新现象，例如侵权案的“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⑹其次，遇到看似可适用的法律，但适用的结果直接冲撞了广大民众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公平正义底线，也需要运用政治判断才能有效解决，例如“许霆案”。⑺第三，由于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以及民众对相关信息了解有限，法院无论如何判决，都可能引发很多争议，但法院只能也必须基于社会的核心价值(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做出一种显然有政治意味的选择，例如所谓的“二奶继承案”。因此需要政治判断和考量是法官维护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必需。
当然应用“三个至上”来政治判断和政治考量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执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这种做法应当反对。它可能会破坏政治和法律区分，结果既不利于政治，也不利于法治。但至少在上面提及的这三种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则必须以规则治理的方式承担起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否则，法院的司法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侵蚀；短期的民粹一定会转换成为媒体的舆论压力，党、政、人大等机关会对司法机关施加强大、直接的压力，而这会极大冲击司法独立的发展。“天价逃费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换言之，政治性判断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
在法官处理难办案件之际，除了考虑法律之外，必须考虑系统的后果——对社会，对整个政治制度。法官当然首先必须依法，但他还必须考虑政治、社会和法律效果。如果司法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基本道德和社会共识或当代中国人的公平正义观相抵触，这样的判决在社会中一定不会被视为公正的判决，并最终会变成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例如“许霆案”。⑻有社会考量或政治判断并不必定是追求司法社会化、政治化，而恰恰是为了避免司法社会化和政治化。
五、“三个至上”是法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的不竭源泉
当代中国法官在担当评价纠纷本身是非标准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化解纠纷的内在矛盾，与西方法官相比多了个行政角色，在这种要求下，我们的法官要是仅仅持法条主义，不兼顾政治问题是很难在处理“难办案件”之际寻找到有效的方法。如何才能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呢？笔者认为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将可以为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探出有效途径起导引作用。这是因为：
（一）“三个至上”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提供原则标准和要求。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兼顾好政治问题决不等于直接套用和搬用党的政策。政党方针、政策众多繁杂，作为法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众多法律法规已实属不易，在兼顾问题上不必被要求到能适用或套用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如果法官能有一种让其能凭直觉或万无一失的本能便始终能在各个案件中兼顾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吗？如果有就是“三个至上”，只有她的科学内涵能让我们法官有一种“不据政党方针、纲领或政策而就能兼顾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来司法，“三个至上”的几个字就能让法官一览全局，如此司法易行、易通、易取得效果，特别在一个人们极易作出严重失误判断的不完善的社会中，这更是科学之道。因此，法官司法，首先必须做到熟练掌握“三个至上”法律哲学内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三个至上”的三个内在关联性要求为法官化解社会矛盾时铺阶搭梯。相对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不断发展，法律具有原则性和滞后性。如果我们承认任何法律均存在漏洞或不足，那么法官简单地依法条办案就不可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处理疑难案件、解决疑难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的、明确的法条可循，政治因素或者说是政治后果往往能左右司法决定，每个正确的法律解决办法都是正确的伦理解决办法或者政治解决办法。法律哲学上有个经典的例子：当遗嘱人被继承人杀害，是否允许该继承人继承遗产呢？此时就有尊重遗赠意愿和任何人不能因犯罪而获利这两个法律原则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这时我们就应该跳出法律的规定，撇开这两个都可以用又都不好用的原则。可以换个思路，从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上来考虑问题。如果遗嘱人知道继承人会杀害他，他还会愿意让继承人获得遗产吗？这样的思维方式、解决办法，就是“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运用，也可以说是能动司法，效果会是好的。⑼
没有“三个至上”法律哲学的指导、引领，法官的司法审判实践很容易成为法条指挥下的机械操作，一旦遇到立法滞后等情形，就会难以适从。“三个至上”，就在于不断提醒法官使他们自觉地从僵化的教条中解脱出来。“三个至上”不只是作为一种指导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和精神而存在。研究法律问题，有时必须跳出法律；研究具体案件，有时必须跳出具体案件；研究有中国国情疑难案件时，有时必须跳出具体法条，用“三个至上”、用法律原则和精神更能寻找到办案的方向。
因此说，“三个至上”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不仅能够作为法官的法律思维和司法方法，而且是法官穿透疑难案件的智慧之源。(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