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银发〔2012〕4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央结算公司、中国银联、上海清算所、支付清算协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结合“十二五”期间我国支付体系发展需要，人民银行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组织贯彻执行。



　　　　　　　　　　　　　　　　　　　　　　　　　 人民银行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关于中国支付体系发展（2011-2015年）的指导意见

　　支付体系是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不仅有利于密切各金融市场有机联系，改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支付服务需求，而且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坚定社会公众对货币及其转移机制的信心。本指导意见主要阐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支付体系发展的政策取向，明确支付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引导支付服务市场的主体行为，是为促进我国支付体系建设、适应经济金融发展而发布的第一个支付体系中期发展指导性文件，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
　　一、发展现状
　　（一）支付体系建设成就。
　　近年来，我国支付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支付体系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形成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组织格局。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体系不断完善，金融账户实名制稳步落实。非现金支付工具广泛应用，形成以票据和银行卡为主体，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为补充的工具系列。支付清算结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为骨干，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主体，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外汇结算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系统架构。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机制初步形成，建立了支付清算结算法律法规制度框架，确立了“安全”和“高效”并重的监管目标，明确了监管范围和监管手段，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广度不断拓展，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持续改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投资有序开展，跨境人民币清算渠道初步形成。
　　（二）支付体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支付体系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未来一段时期，支付体系建设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交易活动日益频繁，支付服务需求旺盛。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外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国际社会愈加关注利用支付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积极制定和出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国际标准和准则。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强化了监督管理支付系统、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必要性。这些因素一方面对我国支付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支付体系加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
　　同时，我国支付清算结算法规制度亟待更新完善、支付系统与证券和外汇结算系统需进一步协调发展、城乡支付服务环境发展不平衡、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支付体系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支付体系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支付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差异化和个性化，推动各种业务不断创新；支付工具电子化趋势明显，电子商业汇票应用方兴未艾，银行卡普及率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预付卡、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发展迅猛；支付服务市场竞争激烈，支付机构参与支付服务市场丰富了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基础的支付服务主体格局；现代信息技术在支付领域广泛应用，支付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支付结算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深，支付体系复杂性增强，支付体系监管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支付体系建设，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化挑战为机遇，是当前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和实现支付体系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为宗旨，全面推动支付体系的科学发展，鼓励创新，防范支付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循序渐进，统筹兼顾。坚持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与法规制度建设同步推进，促进支付系统与外汇结算系统、证券结算系统协调发展。坚持支付体系建设的统筹规划和循序渐进，逐步缩小城乡支付服务环境差距，推动境内支付与跨境支付统筹发展，实现支付体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全面发挥市场机制在支付体系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优化支付服务市场安排，促进行业自律，优化市场秩序，鼓励公平竞争，满足社会多样化支付服务需求。充分重视政府在加快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非现金支付工具发展、推进支付产业信息标准制定、强化支付体系监督管理中的推动作用，依法发展、依法监管。
　　——坚持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积极支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各类业务创新。有效开展支付体系监督管理，引导支付服务市场规范发展，防范支付风险，促进支付服务环境不断优化。
　　（三）主要目标。
　　进一步完善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宗旨，以满足支付需求为导向，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以及各类清算组织、外汇结算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支付体系服务主体多元化格局。建立健全有利于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促进市场竞争和金融创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支付清算结算法律法规与监督管理体系。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为中枢，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外汇结算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及其他零售支付系统并存的现代支付清算结算网络体系。完善以票据和银行卡为主体，以电子支付方式为发展方向，适应多种经济活动需要的支付工具体系。进一步健全以金融账户实名制度为基础，以不断优化的金融账户管理手段为支撑的金融账户管理体系。研究支付交易信息标准，促进支付清算结算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加强支付体系监管提供基础支撑。结合农村地区不同支付服务需求，创新和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引导因地制宜地布设各类配套设施，全面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积极开展支付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支付体系法律法规制度，夯实支付体系发展的法律基础。
　　研究制定支付系统管理法规制度。完善支付系统规则设计，明确支付指令、结算最终性和轧差安排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提升支付系统管理制度的法律层次，研究拟订《支付系统监管条例》、《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制定重要支付系统判断标准，提高重要支付系统监管透明度，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系统参与者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非现金支付工具法规制度。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修订工作，明确电子票据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推动出台《银行卡条例》，做好《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的制定实施工作。制定与完善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业务管理办法。整合完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制度，统一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完善外汇结算法规制度。明确外汇交易集中清算的法律地位，确保外汇交易的结算最终性，保障清算机构对担保品优先受偿权。理顺外汇交易、清算、结算机构及市场参与者的法律关系，明确各主体间市场协议的法律地位，保障各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交易、清算、结算过程之间的信息互通与共享。
　　完善债券交易结算法规制度。推动债券电子簿记法规建设，保障电子化证券的法律权利。研究明确债券结算机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处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的衔接，落实保障证券结算优先原则，确保结算最终性。
　　完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收费定价机制。根据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水平，不断完善支付清算结算服务收费定价机制，推动支付服务市场化、规范化发展，倡导风险、成本与收益相匹配的定价策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协调推动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服务优惠支持政策出台，有效降低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成本。
　　（二）扎实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高效的资金、证券结算系统网络。
　　完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整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建成功能更完善、架构更合理、管理更先进的第二代支付系统，合理规划和部署现有应用系统迁移工作。推进支付体系灾备体系建设，提高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的基础性功能。积极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在零售支付系统建设中发挥作用，推动零售支付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优化，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安全、便捷、低成本的支付服务。鼓励提供灵活多样的系统接入方式，广泛支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使用各类支付清算系统，推进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建设。
　　提升外汇结算系统功能。研究推动外汇结算系统与境内外支付系统的衔接应用，提高外汇结算效率。进一步丰富外汇结算系统功能，支持外汇业务创新，努力推进外汇交易同步收付（PVP）的实施，有效防范外汇结算风险。
　　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多币种证券清算结算及跨境交易的清算结算，推动实现债券市场净额结算。研究推动债券结算系统功能优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不断满足新业务、新产品的结算需求。提高利用中央银行货币进行证券资金结算的比重，发挥支付系统与证券结算系统联合运行的优势。
　　协调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的发展。完善各系统的准入、退出标准，研究各系统之间互联互通标准，实现各系统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持作用。完善各系统的危机处置预案和应急计划，健全各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评估机制和考核机制，切实提高各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稳步提升各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协调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之间的结算过程，有效防范跨系统风险。
　　（三）鼓励非现金支付工具发展创新，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普及应用。
　　继续推动票据业务创新。支持和推动票据影像业务和电子票据的发展，降低票据处理成本、提高票据支付效率，保障票据支付安全。充分发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效能，研究引入电子票据新品种，推动票据市场统一化、电子化进程。提升纸质票据防伪技术及核验水平，确保票据使用安全。
　　大力支持银行卡产业发展。规范银行卡发行。继续扩大银行卡受理范围，不断改善受理环境，全面促进银行卡应用，提高支农、惠农卡普及率。规范收单市场秩序，强化特约商户和受理终端管理。推动金融IC卡（金融集成电路卡）与公共服务应用的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银行卡业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完善银行卡业务发展量化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完善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加大打击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
　　推动新兴电子支付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电子支付业务规则和风险控制措施，加强电子支付标准建设，鼓励新兴电子支付业务发展。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电子支付管理，规范支付机构电子支付平台的发展。强化对支付机构的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要求，保障客户资金安全，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
　　积极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普及推广。加大支付结算知识宣传普及力度，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非现金支付工具配套设施布放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网络通信设施，推动切合农村实际的电子支付工具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和普及。鼓励和推动非现金支付工具在国家粮食、农副产品收购以及果蔬、农业生产资料等各类专业市场的广泛应用。
　　（四）优化账户服务和管理，增强社会诚信意识。
　　推进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加强落实账户实名制监督检查，探索建立落实账户实名制长效机制。加强身份识别手段，提高身份识别有效性，完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功能，探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健全联网核查疑义信息反馈核实及争议处理机制。
　　改进银行账户管理体系。研究拟订《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条例》。研究完善金融账户账号编码规则，建设全国集中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不断完善银行账户司法、税务、审计等有权部门查询、冻结、扣划制度，依法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地区银行账户的普及率，在依法合规、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开户手续，促进农村地区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为非现金支付结算业务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五）加强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维护支付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明确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的重点。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的职能及相关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法定监管作用，加强对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支付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等的监督管理。及时完整地获取金融市场的交易和风险敞口信息，加强监控同一金融机构作为多个系统参与者时所承受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尽早发现、预警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切实维护支付体系的安全、高效与稳定运行。
　　强化支付体系监督管理措施。合理设计支付体系统计监测指标，进一步完善支付信息采集、汇总、分析手段。参照《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证券结算系统建议》等国际标准，适时开展各类支付清算结算基础设施的评估工作。
　　完善支付体系监管机制。建立健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有效形成监管合力。切实推动支付清算行业自律管理，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监督管理水平。加强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提高支付体系监管透明度。
　　健全支付机构监管机制。落实《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配套措施，明确支付机构从事网络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等支付服务的资质和要求，引导督促支付机构规范发展。建立健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司治理、自我约束”的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监管体系，有效防范支付风险，切实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的稳定运行。
　　（六）加强支付体系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支付结算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支付清算结算国际和区域性合作组织，研究国际国内支付体系标准衔接机制，在支付结算国际规则与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统筹研究跨境人民币业务处理系统建设以及跨境债券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为跨境经贸往来和金融中介活动提供更加可靠的清算结算安排。研究加强跨境人民币支付信息安全管理，确保我国金融信息安全。
　　推进支付服务市场对外开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国际结算业务，在风险可控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推动业务、机构不断向境外延伸。畅通人民币跨境支付渠道，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推动境内及跨境外币支付系统协调发展，提高外币支付效率。
　　四、组织实施
　　（一）明确实施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加强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组织领导，牵头制定各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方案，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建立指导意见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制度，强化对指导意见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
　　（二）加强统筹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切实履行职责，加强指导意见实施的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加强沟通，建立健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合作机制、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金融业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作用，加强监测和评估，维护支付体系的稳定，共同确保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在城市和农村广泛宣传支付结算知识，培育社会公众的现代支付理念。切实加强对支付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公众防范支付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大力宣传国家支付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和重要意义，为指导意见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其口号是“平等”。

1848年在美国纽约州桑尼卡瀑布市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上，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起草了《女性宣言》，她们在宣言中写道：“一切男人和女人被平等地创造；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而《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恰恰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的信徒。洛克笔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杰弗逊用“对幸福的追求”替换了洛克的“财产”，更加传神的表达出洛克想要表达的意蕴。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包括洛克在内的启蒙思想家。那么，作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思想渊源之一的洛克提倡男女平等吗？

菲尔曼的父权制理论

洛克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和其名著《政府论》与菲尔曼密切相关。菲尔曼是英国十七世纪君主专制的提倡者，君权神授的鼓吹者。菲尔曼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理论，就在于他所提倡的父权制。菲尔曼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开篇就讨论家庭关系，他认为家庭关系涉及到三种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主奴关系。这三种关系都是支配关系，而支配者就是作为家长的父亲，他作为父亲支配子女，作为丈夫支配妻子，作为主人支配奴隶。

菲尔曼将这种支配关系看做是政治上的支配关系，他所做的努力就是将家庭中父亲的权力和国家中国君的权力等同起来，父亲是家庭中的国君，国君是国家中的家长。父亲在家庭中握有对被支配者生杀予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正是国君在国家中握有的主权性质的政治权力。而国君的这种政治权力的来源又是上帝赐予的。

如同西方十七世纪的所有理论家一样，菲尔曼借助《圣经》，认定上帝将对世界其他造物的支配权赐予了他所创造的第一个男人——亚当，于是亚当也就取得了对晚生于他的夏娃的支配权。亚当作为家庭中的父亲，由于生育这个事实，同样享有了对子女的支配权，因为子女的身体在菲尔曼看来主要来自于父亲的身体。而后代的君主作为亚当的继承人，就继承了亚当的这种父权。这是菲尔曼对政治起源的看法。

而世界上第一对男女——亚当和夏娃，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就说明了世界上所有男人和女人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圣经》上说，夏娃造自亚当的肋骨。菲尔曼认为，如同子女的身体主要来自于父亲就应当受到父亲支配的原理一样，夏娃也应当受到亚当的支配。夏娃诞生在亚当之后，这种诞生上的先后顺序也支持了亚当对夏娃的支配。菲尔曼坚持认为，上帝是将对世界其他造物的支配权单独赐予了亚当，这是亚当支配夏娃最为坚实的证据。

上帝目光下的男女平等——洛克的反驳

洛克很重要的工作就在于反驳菲尔曼，通过打击他的父权制来攻击他君主专制的理论。如同西方十七世纪绝大部分的思想论战一样，洛克在《政府论》（上篇）中也引用了《圣经》的权威来反驳菲尔曼。

在洛克看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除了上帝这个共同的主人之外，在人世间我们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主人。而美国《独立宣言》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来谈人的平等的。我们过去常常将“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为“人人生而平等”，实际上是“人人被平等地创造。”这种宗教背景成为了洛克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面对菲尔曼对《圣经》的解释，洛克进行了逐一的反驳。他首先就夏娃诞生在亚当之后这一点来反驳他。他有些打趣地说道，动物是在亚当之前创造的，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也是在亚当之前创造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上帝也赐予了狮子对于亚当的支配权呢”？我们不要把这当做单纯的说笑，狮子之所以不可能支配亚当，就在于亚当作为人是优越于狮子的物种，而人的这种优越性就在于人所具有的理性。人因为理性而优越于动物，这是西方一个传统的命题。

洛克也是循着这个命题的思路，来反驳菲尔曼关于上帝将支配权单独赐予亚当的说法的。洛克指出，上帝造人的目的在于创造出一种能支配其他造物的造物。而上帝造人的标准就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六节之中，“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对鱼……享有支配权。”这里涉及到了犹太—基督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上帝形象”。

上帝是最为智慧的，仿造上帝形象创造的人类因而也是智慧的造物。不但是亚当，夏娃也是仿造上帝的形象造的，夏娃当然也是智慧的造物，因此夏娃同亚当一样都是具有理性的。所以，应当是具有理性的人来支配狮子，而非狮子来支配理性的人。同样，具有理性的夏娃应当和亚当一起支配其他造物。洛克也强调，《圣经》中提到上帝赐予这种对其他造物的支配权时，总是说赐予的是“他们”，使用的是复数，而“他们”明显地不但指亚当，还包括了夏娃。因此这种支配权赐予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男人。

洛克认为，如果说父亲通过生育孩子而给予他身体材料这一事实而获得了对孩子的支配权的话，那么女子怀胎十月，同孩子身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似乎比父亲更有资格取得对孩子的支配权。不能因为父亲生育了孩子就足以说明对他取得支配权，他给予孩子的只是身体这一有朽的材料，而孩子也是上帝创造的，同父亲并不存在这样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上帝创造的孩子之所以受到父亲的管理，是因为尽管孩子有理性，但他还不能成熟地运用理性，父亲的管理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这与支配有天壤之别。而对于夏娃，她虽然从亚当的身体材料中来，但她也是上帝创造的，和亚当一样，具有相同的理性，并不存在孩子那种因为缺乏运用理性的能力而需要照顾和保护的问题，所以她似乎应该和亚当是平等的。

洛克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自相矛盾”

我们首先来看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对婚姻的定义：夫妻结合是基于男女之间的自愿合约构成的。然而，在这种结合之中，由于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意志，那么这个时候谁拍板呢？

洛克认为，这个拍板权（支配权）自然而然地落在较为能干和强健的男子分内。但是，洛克《政府论》的真正着力点在于反驳菲尔曼，菲尔曼所要达到的论证效果就在于证明父权和国君的政治权力是同一种权力。如果洛克要反驳菲尔曼的话，他就应该竭力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权力。实际上洛克也恰恰是这样做的。洛克认为，如果男人存在对女人的支配的话，这也只能是一种婚姻的权力，在家庭中丈夫作为财物和土地的所有者而具有的处理私人事务的权力，而不能是主权性质的政治权力，即对妻子有生杀之权，因为对上帝的造物随意予以毁灭，这是不被允许的。这也就给予了菲尔曼父亲是家庭中的国君，国君是国家中的父亲这种观点以有力的一击。

洛克的《政府论》本身是为他所追随的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的驱逐危机而写作的战斗檄文。从1679年到1681年，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了阻止当时的约克公爵詹姆斯继位的斗争。辉格党人担心詹姆斯的继位会给英国带来天主教法国那样的君主专制。而当时英国国内君主专制的理论武器就是菲尔曼的父权制。洛克通过打击菲尔曼的父权制理论，从而为驱逐詹姆斯二世造势，也就是召呼后来发生的光荣革命。

洛克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的实践者。他很清楚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在思辨理性层面，针对菲尔曼提出的人对人政治上的支配，洛克支持的是人人平等，如上文所述，人与人平等的标准在于理性，性别差异肯定就不会成为平等的障碍。

男女平等也就是人人平等逻辑上的自然延伸。而这种平等在当时的背景下仍然需要基督教的基础。如同伯尔曼教授所指出的，新教的精神与其说是将宗教的东西世俗化，不如说是将世俗的东西神圣化。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与人在尘世的平等只有借助超脱于人的上帝才能获得其神圣的根基。这同样也是近百年之后由清教徒组成的美利坚起草《独立宣言》时要用“人人被平等地创造”措辞的原因。然而，现实感强烈的洛克也不会用理论来框定现实。

即便洛克认识到在理论上男女应该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就已经具备了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条件，至少以家庭为代表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毫无疑问，这是洛克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