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12年6月4日凌晨4时41分，10辆从广东运稀土至江西省修水县的新余籍大货车到达永武高速公路武宁县境内的澧溪收费站，面对着收费站工作人员示意停车的手势，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了过来。收费站的挡车器与栏杆均被冲断。　经警方调查，冲卡前，十辆货车车主一起商量冲卡的事，并通过抽签方式确定冲岗的顺序。这次大货车集体冲岗逃费案件，分工明确，偷逃金额大，影响较为恶劣，这些货车大多为100%超载，从定南至武宁，路程长，每辆车分别逃费7000至9000元，10辆车共计逃费8万余元。后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10名冲岗逃费者实行逮捕，对其余11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目前，此案已经侦查终结，并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综合中国警察网、九江新闻网消息）
二、分歧意见：
对司机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形成了以下几种分歧意见：
（一）构成犯罪的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驾驶员领卡进入高速公路，就意味着与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签订了使用高速公路的合同，接受高速公路的服务，驾驶员在接受服务的同时，也有履行付费的义务，这是典型的合同关系。冲岗逃费行为具有不履行合同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有冲卡逃费的行为，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①。目前武宁警方也持该观点。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驾驶员采取合法驾车的手段隐瞒了违法犯罪的目的，使高速公路工作人员产生错误认识，认为驾驶员不具有犯罪的目的，只是一般的通行者，因而将通行卡给驾驶员，导致后来冲岗逃费行为的发生，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2008年3月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公安厅出台文件，将多种偷逃通行费行为界定为诈骗。其后，四川、江苏、浙江也先后出台类似规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例如，浙江和四川规定：“对聚众填塞高速公路或聚集车辆强行冲卡，破坏交通秩序情节严重的，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论处。”
第四种意见认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理由是：司机冲岗逃费实际上可理解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就是用危险驾驶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哪怕没有实际造成后果损失，比如撞伤人，也可以依据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低刑对其进行处罚。
第五、构成“抢夺罪”。理由是：司机冲岗逃费是公然使用冲岗方式，来达到其应当支付而不支付通行费的目的，其行为符合抢夺罪的特征。
（二）不构成犯罪。理由是：目前我国刑法对司机在高速度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如何定罪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对此类行为目前不宜以犯罪定罪处罚。

我们认为，司机在高速度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构成“抢夺罪”，而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理由是：
（一）司机在高速度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显然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理由是：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司机强行冲岗逃费使用的是“暴力”方式，而不属于“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司机也不是骗取高速公司经营者的通行费，而是强行不交通行费。因此，司机冲岗逃费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二）司机在高速度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显然不能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理由是：诈骗罪，指的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既遂）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②在诈骗罪中行为人是通过各种巧妙的方法让受骗者主动给付财物，而在司机冲岗逃费行为中，司机并没有实施什么欺骗行为，使用的的强行“暴力”冲岗来实现其目的的，逃费的利益并不是受害者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自愿给的。因此，司机冲岗逃费也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三）司机在高速度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不能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定罪处罚。理由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是指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行为。首先，高速公路经营者在法律性质上是企业，并不是国家执法机关，他们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其次，司机仅是破坏了高速公路经营者的收费秩序，还不能上升为公共交通秩序；第三，“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人数必须是三人或三人以上，以该罪定罪处罚，不能解决一、两个司机冲岗逃费的情形，不能普遍适用。因此，司机冲岗逃费也不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费。
（四）司机在高速度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理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首先，司机冲岗逃费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高速公路经营者正常的收费秩序和收费权利，并不是公共安全，其次，司机冲岗的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的危险程度显然不是一个级别的、并不相当。因此，司机冲岗逃费也不宜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五）司机在高速度公路收费站冲岗逃费行为构成“抢夺罪”。理由是：
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③抢夺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抢夺的方式是“公然夺取”，但不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不侵犯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在主观上，行为人存在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1、司机驾车上高速公路从领取通行收费卡开始依法即与高速公路的经营者达成了一个通行服务协议，那么司机就有义务在下高速公路时向收费站交纳相应的通行费，该通行费在法律上即为高速公路经营者的财产。司机冲岗逃费的行为，侵犯的是高速公路经营者的财产所有权，侵犯的对象是高速公路经营者的财物（主要是应收的通行费）。
2、司机冲岗逃费，是在看到收费栏杆拦下要求其支付通行费的情况下，采取强行冲岗的方式，即通过冲开挡着的、标志着收费权利的栏杆，同时将象征结算凭证的通行收费卡带走，来达到离开高速公路、拒付应付的通行费目的。司机夺取的是一种通行费的收费权，该收费权表现为一定金额的通行费。但司机没有对收费人员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也没有危及收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这是与抢劫罪的主要区别）。
3、司机冲岗逃费时，他在主观上是明知要支付通行费而拒不支付的，存在非法占有该通行费的直接故意；客观上表现为强行冲岗离开高速公路，在没有付出对价的基础上来达到消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收费权利的行为。司机在冲岗的同时将作为结算凭证的收费卡带走，和“抢夺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以抢夺罪论处”④⑤在法理上是一样的。
4、依照“抢夺罪”处理司机冲岗逃费行为，一是，可以解决数额不大、情节轻微的冲岗逃费行为。如果逃费数额不大、情节轻微的，依法不认为是犯罪，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司机补交通行费即可达到制裁目的。二是，对于司机冲岗时对有关工作人员造成人身损害、以及抢夺转化为抢劫等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7月20日法释[2002]18号）以及《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6月8日法发[2005]8号）都有明确规定，都可以得到解决。
5、对于本案，十辆货车车主事前一起商量冲卡事项，并通过抽签方式确定冲岗的顺序，分工明确，每辆车逃费数额均在7000元以上、逃费金额巨大，我们认为对行为人应当以“抢夺罪”定罪处罚，并且行为人属于共同犯罪。

[注 释]：
①刘建平，《高速公路冲岗逃费行为的法律定性》，来源：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21703，2012年12月1日9：05访问。
②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889页。
③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四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095页。
④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抢劫、盗窃、诈骗、抢夺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是否构成犯罪的意见》(2002年1月9日)，“债务人以消灭债务为目的，抢劫、盗窃、诈骗、抢夺合法、有效的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并且该借款凭证是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惟一证明的，可以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论处。债务人以外的人在债务人的教唆之下实施或者帮助债务人实施抢劫、盗窃、诈骗、抢夺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并且明知债务人是为了消灭债务的，以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共犯论处”。
⑤例如杜新珍在其《暴力抢走债权人借条并销毁的行为认定》一文中即认为：“茆玉林及其妻女徐秀华和茆晶晶三人,将冀益春按倒在地,捉住其手脚,从其衣服口袋中掏出借条并烧毁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载《人民司法•案例》 2012年02期第44页—第46页）。当然这是在行为人采取了暴力行为夺取借条，如果没有使用暴力将借条抢走的话，显然构成了抢夺罪。
（2012年12月1日完稿）

作者简介：
戴建利：男，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检察院反渎职局副局长。地址：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检察院，邮编336300。
杨连富：男，江西竹?律师事务所律师、主任。地址：江西省宜丰县永和东大道292号，邮编336300，联系电话：13979511929。电子邮箱：lawylf@163.com 。
对剥夺政治权利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 作为刑罚一种的剥夺政治权利，在内容和结构安排上有一定的缺陷，从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存在的价值性和合理性的争议。本文就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的理解和结构的重新构置进行浅议，以示思考。
[关键词] 剥夺政治权利 政治性言论自由 非政治性言论自由

一、 剥夺政治权利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7年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以下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刑罚体系中附加刑的一种，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为一种资格刑（另外驱逐处境、剥夺军衔也属于资格刑的范畴），即国家对犯罪分子的一种政治上的否定评价，剥夺其参与国家管理和参加一定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的刑罚。其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对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引发了许多争议。其一、若从广义上理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造成上述第〈三〉项和第〈四〉项存在的不必要，因为其已包含于第〈一〉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中；其二、上述第〈二〉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六大自由的权利被剥夺是否有宪法依据，是否存在违宪之嫌？
㈠ 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对狭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理解有：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指的是人们参加国家权利机关或代表机关的创设或组织所必需的那种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②所谓选举权是指选举法规定的公民可以参加选举活动，按照本人的自由意志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等职务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指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公民可以提名为人民代表等职务的候选人，当选为人民代表的权利。[2]对广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有：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则指的是人们均为实现任何国家机关、公共团体乃至私人组织的创设或组织所必需的各种选举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3]②所谓选举，既包括各级人民代表代表的选举，也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村民委员会领导人员的选举。[4]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涵义的不同理解使得对剥夺政治权利中此问题的解决和重新构建也不同。
1、采用狭义说的有学者认为“从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法律依据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或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刑法对宪法赋予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剥夺应当以宪法的明确授权或确认为依据。因此，对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必须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从而与宪法学上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理解保持一致，‘宪法学论述的选举制度，并不是广义的选举，而是指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原则、程序以及方式方法的总和’”。并认为“就选举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人员的权利而言，该项权利同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的权利在重要性和神圣性上不可同日而语，刑法没必要剥夺”。[5]这是对剥夺权利的重新构建，即将第〈三〉、〈四〉项废除。另外支持狭义说者有学者认为保持现在的立法构造就可以了。
2、采用广义说者认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们参与各种团体、组织、国家机关的选举的权利，不仅仅是“国家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在政治权利的重构上即将第〈三〉、〈四〉项废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重新构造形式与采用狭义说中的第一种构造相同，而效果上与采用狭义说中的第二种构造相同。
笔者认为，尽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从以上几种重新构造的效果看，分歧在于在剥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权时是否也应剥夺其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其为追求生活的多元化而参加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有效途径。后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样需要法律的保护，而不得随意被剥夺；同时，从刑法的惩罚犯罪的角度出发，没有必要将犯罪分子生活中由于自身的生活需求而参加各种社会社团、组织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掉。况且剥夺政治权利一般是在主刑执行完毕后开始执行，这时犯罪分子已经回归社会，刑罚的意义已经不十分重要。所以在政治权利的重新构造上，笔者赞成狭义说中的第一种构造模式。
㈡ 对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理解
事例1：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因犯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该教授的一本有关知识产权的专著极有学术价值，一直作为该大学本科生的教科书。由于该教授被剥夺政治权利，有关机关不准其著作发行，致使该学校不得不另选教材。[6]
事例2：〈〈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关于罪犯李邦福撰写“怎样办工厂”书稿的处理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0年7月20日）中指出：由于罪犯李邦福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其中包括了被剥夺出版权，因此其不能出版书籍。司法部在关于〈〈处理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向社会发表文学作品的请示〉〉的批复中也指出：由于该罪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因此能够行使发表权和出版的权利。[7]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剥夺政治权利中六大自由的不合理性，从而引发学者对其内涵和价值性的争议。“言论属于以口头表达为形式的表现行为，而出版则属于以文字表达为形式的表现行为，二者均以语言形态而出现，故而有时被概称为‘言论自由’”。[8]“从自由的表现形式和性质上讲，公民进行集会和结社是表达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和扩展。游行和示威从其性质和表现形式上将，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9]所以为了阐述的方便和便于理解，下文仅对“言论自由”进行剖析。
“从内容来看，言论（含出版）中包含政治言论、商业言论、学术言论、艺术言论、宗教言论等多种具体类型。”[10]可见，言论分为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所以，认同刑法剥夺政治权利中六大自由剥夺而避免发生上述事例尴尬的学者找到了理论依据。因为他们可以主张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言论自由仅指政治性言论自由。如“言论自由是指公民议论政治及一般公共事务不受干涉的自由。言论自由中的言论不包括公民谈情说爱、议论趣闻轶事等生活用语的部分，也不包括关于检察、控告、申诉等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具有法律意义的部分。言论自由只是被特定化了的那部分言论的政治法律用语”。[11]而且有学者认为政治言论自由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言论自由：①批评和反对先行法律的言论自由；②批评政府的自由；③发表言论宣传和支持各种政治见解、政治观点、政治学说和政治信仰的言论的自由；④批评执政党的言论的自由。[12]这为实践操作提供了依据。
另外，有学者反对将言论自由中的自由泛解为“所有言论”，并论证了这种观点的逻辑上的错误：①当一个人被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时候，他的任何言论都是被禁止的，这无疑是宣布人为动物 ，法律因之也就成为使人不成为其人的工具，这样的法律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②当一个人被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时候，他参加政治法律关系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的权利同时被剥夺，因为法律已宣判他不再具有意思表示的能力；③当一个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时候，他的合法权益不再受法律保护。因为人的言论被禁止之后再也无法以控告、诉讼等方式进行权利救济。[13]
而反对将言论自由仅限定为政治性言论自由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①将言论自由限定为政治性言论自由并没有任何宪法学依据，因为宪法本身并未解释第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内涵，而且宪法学著作在表述言论自由的涵义时，大部分学者认为言论自由是指公民通过语言的方式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很少有人将其理解为表达政治性的思想和见解的权利。②为了与刑法剥夺的言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相一致而将宪法中的的言论自由也限定在政治性的言论自由之内，那么这种只保护政治性言论而不保护非政治性言论的宪法，有可能招致非政治性的言论不受任何法律的调整和保护的可怕后果。而且极有可能为专制者干涉甚至镇压公民的非政治性言论提供口实。[14]③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笔者看来，以上观点在批驳对方的时候也无法自圆其说。归结如下：一、将言论自由仅限定在政治性言论范畴内，缺乏依据，纯粹是为现实法律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凭空找借口。二、将言论自由做广义理解将无法避免上述事例的不合理性，不适合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法律的价值性值得怀疑。
二、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重新思考
当我们争论到底该怎样理解言论自由（包括其他五项）的涵义才能既与宪法保持一致，又能符合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时，我们应该用冷静的头脑首先反思一下，言论自由能不能被刑法给剥夺？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㈠ 从立法构造的角度进行考虑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处于一个国家统一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宪法的根本作用在于法律、法规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产生，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想抵触。相对于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法规的基本任务是如何保障建立有效的国家权利运作制度来具体的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有效的实现。法律、法规要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剥夺或限制必须得到宪法的“授权”。如宪法本身就规定或默示对某些基本权利可以予以限制，规定某种基本权利“其内容有法律规定”、“在法律的限制之内”或“在法律的范围内”予以保障等。[15]再看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并没有明文规定对这六种基本权利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或实际上默示性的规定普通法律可以限制这种基本权利。而我国刑法第54条却无情把公民的这六大自由给剥夺了，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㈡ 从言论自由的本质属性考虑
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具有固有性、不可剥夺性。在其不可剥夺性上有许多阐述。“言论自由制度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公民不可剥夺的精神权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最高级动物，具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活动和语言表达能力。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思维并表达思维，……享有表达自由，才能使人成为本来意义的人，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使人获得自由。”[16]可见这种权利既不是造物主或君主赋予的，也不是国家或宪法赋予的，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同时又为宪法认可和保障。法国的〈〈人权宣言〉〉将公民的基本权利视为“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权利，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制定或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以及对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或对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诉求冤情救济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法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生而具有的，是在宪法、国家产生之前而存在的，宪法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而加以规定。无论何时，也无论哪个国家，从来没有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六大自由权利列入剥夺的范围。[17]所以，在注重人权保障和刑罚谦抑的现代社会，刑法第54条第2项的规定理当应于废除。

参考文献：
[1][3]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第159页，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4][5][6]参见王志祥：《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争议问题研究》，网址：http://www.criminallaw.com.cn/zhuantilunwen/zhuantilunwen3.htm。
[7]参见刘飞宇：《对于刑法中剥夺政治权利的宪法学思考》，《法学家》，2005年第一期。
[8]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第163页，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9][10]参见朱国斌：《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第254页，第257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1]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第 5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见显明、国智：《言论自由的法律思考》，《法学》，1991年第8期。
[13]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第8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4]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第148页，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15]参见荣剑、杨逢春《民主论》，第3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16]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第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7]参见焦宏昌、贾志刚：《剥夺政治权利的宪法学思考》，载于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