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州市绿化保护带若干规定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7年10月2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规定
第一条 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景观，提高城市防灾抗灾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绿化保护带，是指福州市区周边、福州市境内主要交通干道两侧和有关开发区、投资区、机场周边，以防护、景观及环境保护为主要功能的森林、林木、林地。
下列区域的森林、林木、林地列为绿化保护带：
（一）鼓楼区洪山镇、鼓西街道、五凤街道；仓山区仓山镇、建新镇、盖山镇、城门镇、螺州镇；晋安区鼓山镇、新店镇、岳峰镇；马尾区马尾镇、罗星街道。
（二）闽江两岸，铁路、国道以及峡南至漳港公路两侧1000米，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兴投资区、长乐国际机场周边外延1000米，在此范围内有山脊的，以第一层山脊为界。
本规定所称林地包括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非林业用地。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根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本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讲求实效的原则，负责组织林业、规划、土地、城市园林等行政部门制定福州市绿化保护带专业规划并组织实施。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该专业规划制定本辖区绿化保护带详细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四条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内绿化保护带的工作，负责对绿化保护带的建设和管护进行指导、管理和服务。
规划、土地、建设、财政、园林、铁路、公路、水利、矿产、农垦、水土保持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绿化保护带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绿化保护带的建设和管护，实行市、县（市）区、乡（镇）分级负责的原则。各有关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属于国有绿化保护带的建设和管护；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其权属范围内的绿化保护带的建设和管护；铁路、公路交
通部门负责铁路、公路两侧用地范围内绿化保护带的建设和管护。
第六条 绿化保护带内现有宜林荒山、迹地和退耕还林坡地，由山权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在限期内完成造林。属于自留山、责任山的，由经营者负责造林；逾期不造林的，其山地、林地由山权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予以收回，并统一组织造林绿化。
第七条 绿化保护带建设和管护资金，实行财政拨款和多渠道筹集相结合的办法。植树造林的财政资金，应当优先安排用于绿化保护带建设和管护。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对负责绿化保护带建设和管护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必要的经济扶持。
第八条 市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单位和公民应当积极参加绿化保护带建设和管护。
第九条 在符合绿化保护带规划的前提下，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允许在绿化保护带内开发建设公园和其他旅游观赏项目。
绿化保护带内的造林种果及其他林业经营活动，实行“谁造谁管谁收益”的原则。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绿化保护带内的植树造林，在树种选用、栽植技术等方面，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景观要求。
植树造林项目，应当实行严格的工程管理，由有设计资格的单位及其技术人员进行工程设计，并报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必须按照经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工程竣工后，应由批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检查验收。
第十一条 绿化保护带内的下列森林、林地，划为自然保护小区：
（一）亚热带常绿天然阔叶林和常绿天然针阔混交林；
（二）城镇、乡村周围的环境保护林；
（三）具有特殊景观价值的风景林；
（四）对防灾抗灾起重要作用的重点防护林；
（五）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分布的区域。
自然保护小区由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管理。
绿化保护带内的名木古树、珍稀野生动植物，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保护。
第十二条 绿化保护带内的森林、林木应当实行封育管护。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封山育林的范围、方式，制定封育保护的措施，并由当地乡（镇）村配备护林员，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在绿化保护带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采石、采砂、采土，乱倒建筑渣土、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及其他破坏地表植被和森林景观的；
（二）筑坟；
（三）狩猎；
（四）野外用火。
第十四条 绿化保护带内严格控制林木采伐，确实需要进行的采伐，应当事先做好工程规划和作业设计，经当地县级林业行政部门审核，并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向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取采伐许可证后，方可采伐。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侵占绿化保护带内的林地或改变林地用途。
国家建设项目确需征用、占用林地的，必须按法定权限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征用、占用林地的，应当支付补偿费：
（一）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必要的安置补助费，按有关规定补偿；
（二）森林植被恢复费按每平方米15元缴纳，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取，专项用于绿化保护带建设。
第十六条 经批准使用绿化保护带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保护林地的有效措施，维护绿化景观，防止滑坡和水土流失，不得损坏用地范围以外的林地和林木。
第十七条 违反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以每平方米50米至100元罚款；造成毁林的，还应当赔偿损失，并限期补种毁坏株数3倍的树木。逾期不补种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其责任者承担。
第十八条 违反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退还所侵占的林地，恢复原状，并处以每平方米50元至100元罚款，造成林地破坏或其他实际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九条 违反有关森林、土地、保护野生动植物、森林防火、水土保持、殡葬管理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二十条 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福州市人民政府负责应用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25日
陈少英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格否认/反避税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公司形式日益复杂，公司及其股东利用公司法人格进行税收规避的行为日趋严重，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并具有隐蔽性，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进而避税的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税法中实际上已有规定并运用于实践。为有效地衔接公司法和税法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适用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1]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在公司法中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如今，该制度不仅在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得以运用，而且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领域也得到运用。笔者通过近年在我国发生的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规定和适用问题。

一、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问题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重视，并陆续颁布相关规定予以规范。目前已有税务部门最终裁定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转让其在中国投资所取得的转让所得，需要在中国缴纳预提所得税的案例。其中，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和江苏江都国税取得迄今为止最大单笔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具有典型意义。

（一）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2]

2008年5月，渝中国税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338万元，股权转让收益900多万元。渝中国税在进一步调查后核实，目标公司C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0新加坡元，该公司持有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除此之外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因此，新加坡B公司转让C公司股权的实质是转让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二）江苏江都国税征收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3]

2010年6月，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笔境外非居民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所得征税入库，入库税额高达1.73亿元人民币。本案中，境内企业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是江都市由江苏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简称“凯雷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凯雷集团所属C公司通过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简称“B公司”）占有A公司49%股权。2010年1月，C公司在我国境外向美国Precision Castparts Corp.（PCC）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司普斯亚洲有限公司（简称“D公司”）整体转让B公司，并取得巨额利得。该案交易前后，江都国税局就相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与C公司进行艰难谈判，认定B公司属于“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最终，C公司同意按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5月18日，C公司美国总部缴付25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3亿元）税款到账。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三）两案例是“刺破公司面纱”的反避税尝试

利用公司独立实体，实现公司股东规避法定纳税义务的目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绝非少见。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集团，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将公司独立人格用于减少税负之目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在这一领域就可以大显身手，以揭开只为避税目的而存在的公司面纱，令纳税人履行必要的纳税义务。对此，各国政府都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受控外国公司税制，防止投资者利用公司形式而不履行一个独立实体的纳税义务。例如，加拿大一钢铁制造商在巴哈马设立一附属子公司，然后将母公司以前直接进口的钢材改由子公司去购买，再卖给母公司。这样，母公司将它的部分利润留在避税地巴哈马的子公司中，根据税法的规定，母公司可随时将这些利润调回加拿大。法院即否认公司法人格，裁决对母公司的这些利润征收所得税。[4]又如，某英国公司拥有三个在肯尼亚注册的公司，尽管公司章程确认各个公司的董事会均应在肯尼亚召开，但事实上三个公司均由其英国公司控制、管理；法院认为，在肯尼亚注册实为一个骗局，三个公司的住所地均应为英国，并应在英国纳税。[5]在我国已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每年避税达300亿元人民币以上。[6]2007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专章设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反避税制度，其中第41条至46条明确对转让定价避税、避税地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作了禁止性规定。该法第47条作为兜底性条款弥补了列举式规定不能穷尽所有避税方式的缺陷。上述两个案例正是我国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规避股权转让所得税而启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反避税的尝试。与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不同，这里不仅仅是揭开公司面纱，令其履行纳税义务，更是刺破或穿透公司面纱，令控制公司承担纳税义务。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彰显于我国反避税的税收立法

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公司享有独立人格，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有利于集中资本、扩大投资并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巴特尔（Butter）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7]但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最重要一点在于它割断了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在股东直接支配公司资产，并滥用公司的控制权，侵害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时，被侵害者由于只同公司存在法律关系，不能向公司背后的股东主张权利。这就为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谋求法外利益创造了机会，使其成为股东规避法律责任的工具。

如前述案例中，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3款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37条规定，对于非居民企业取得上述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然而，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向中国境内投资时，出于避税目的，通常在境外成立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对此，《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那么何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解释，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从各国法律来看，似乎并未对何谓“合理商业目的”标准做出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在判例中曾经试图对“商业目的”标准做出定义：在IRC v.Brebner一案[8]中，法官认为“商业目的并不必然与财务有关，比如，为了防止被接管也是一个正当的商业目的。应当将可能量化的税收利益与商业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看孰轻孰重。”在IRC v.Plummer一案中，法官认为“主要目的必须是真实的商业目的，而不是为获取税收利益。”在Philip Brothers Chemicals Inc.v.Commissioner一案[9]中，法院认为案件中的离岸空壳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进行了任何实质上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并引用了大法官LearnedHand在另一个案件中的判决，认为一个公司必须从事除了避税以外的工业、商业或其他活动，才能将该公司排除在避税目的范围之外。换言之，“公司”一词应指那些进行了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的公司，并且逃避税收并不能被认为是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因此，法院认为，该离岸空壳公司的设立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而向纳税人补征100%的税款。

首先对“合理商业目的”予以界定的国家也是英国。在Ramsay一案[10]中确立了界定“合理商业目的”的拉姆齐规则。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院可以根据整个安排去判断可能产生税收上后果的任何一项交易的法律本质，而不局限于依据该避税安排中每个单个的交易来判断真伪。假如这项避税安排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并非一个个独立的交易行为，而且其并不在实质上产生收入或者损失，并不影响纳税人的收益，其可以在税收上视为无效。换言之，对于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境进行客观考量和合理推断的基础之上。从英国对“合理商业目的”界定的结果来看，似乎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定义。

鉴于在实践中很难理解和掌握“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辨别标准，国家税务总局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 2号）第92条中规定，税务机关可依据所得税法第47条及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规定对存在以下避税安排的企业，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1）滥用税收优惠；（2）滥用税收协定；（3）滥用公司组织形式；（4）利用避税港避税；（5）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对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行为的涉税事宜，国家税务总局又在《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 698号）中明确指出：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规定的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对境外投资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如果认为转让行为属于境外投资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从而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则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居民企业的股权所得进行征税。

在税法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初步判断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是否负有纳税义务：第一，被转让的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第二，被转让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人员较少（或小），与所得数额难以匹配；第三，被转让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居民企业的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很少承担风险；第四，被转让公司所在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如被转让企业符合上述情形，则很有可能被我国税务机关认定为“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即“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否定被转让企业的存在，非居民企业由此需承担纳税义务。

如今，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其与我国境内被投资企业之间插入一个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以实现避税的模式，在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已经受到了直接的规制。然而，如果外国投资者设立了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比如先设立一个BVI公司，然后在BVI下面又设立一个“导管公司”，然后境外投资者转让BVI公司，那么我国现行所得税法的规范效力或者规范的效果能否涉及到该外国投资者，尚值得商榷。当然，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中采有“实际控制者”的提法，但如何界定“实际控制者”在税法上并不十分明确，实践操作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中间间隔的层次越多，税务机关获取完整信息的难度也越大。因此，面对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有待于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立法和操作更加完善。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我国税法的理论探讨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于反避税的场合

在民商法上，法人格否认适用的领域主要是四个：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规避合同义务、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但在税法上，日本学者小树芳名认为将法人格否认具体运用到税法的什么领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法人设立无效的场合、法人的设立与经营仅以减少税负为目的的场合，可以适用法人格否认；除此之外，都应该慎重。[11]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内税务局和法庭会承认根据州法律赋予的公司的法律人格。但是，在例外情况下，公司也会因为缺少实质而被否认其法人格，关键是看在公司层面上进行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程度。公司越是介入贸易或者商业活动，它就越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虚假交易而被否认其独立实体的地位。[12]因此，在反避税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场合主要有两个，即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