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先例判决”

张海龙


新华社8月15日报道：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为推进司法改革，开始试行一种“先例判决”审判制度。当地法学界人士认为，其“不仅有利于增加法院审判的透明度和权威性，而且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果真如此，倒是件值得额手相庆的好事。然而，“先例判决”只是看上去很美，稍加思索便会令人困惑不已。

对于“先例判决”，中原区法院的解释是，“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生效判决对本院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一类型、案情基本相同的案件时，应当遵循先例做出大体一致的判决。”明白人一眼就可看出这是在效仿英美判例法。问题就出在此处。

首先，中原区法院凭什么能够确认对其后案件具有判例拘束力的“先例”？在与法、德、日等国一脉相连，秉承大陆法系传统的中国，判例并非其法律渊源，成文法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院仅有司法权，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只有司法解释权。一个区法院无权立法，更无权确认判例为法律渊源。若认为“应当遵循先例”，则违反了现行司法制度。

退一步讲，中原区法院能否确认具有一定参考比照意义的“先例”？我国法律规定，司法审判可加以参考的判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确认，并通过判例汇编或者公报等形式公诸于众。毫不避讳地说，作为区法院试行“先例判决”，至少是拔高了三级，自我加冕地享有了最高法院的权力。再说，即使是经最高人民法院确认的典型判例，也只不过具有“参考比照”价值，“先例判决”又何来对同类案件的拘束力？

其次，中原区法院为什么不依照法律而去遵从“先例”？中原区法院的“先例”是当初依法审判形成的，其后若有同类案件，接着依法判案不是挺好，何必又要找出一副“先例判决”的行头来？既不合法，又多此一举浪费人力物力。中原区法院曾以一起盗窃案的审理说明“先例判决”，然而刑法是以“罪刑法定”为首要原则的，严格说来，即使判决结果正确无误，依照先例进行判决也是对“罪刑法定”的违背，在真正意义上并未实现司法公正。

再次，“先例判决”能否提高审判效率和节约成本，并使审判透明度和法院权威得到增强？对成文法国家的法官而言，严格遵照法律审判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遵从“先例判决”是对其法定义务的偷懒。凭“先例判决”来躲避成文法的法官，又怎能掌握来自繁杂案例的大量法律规则？由中原区法院审核确认后予以公布的“先例”，缺乏有效的审查机制，若先例错误，因保持“延续性”会出现一系列的错案，法院的权威性岂不要丧失殆尽？“提高审判效率”难道不是一厢情愿？

最后，“先例判决”是否具备存在所必需的基础？与英美法系作个比较就会一目了然。从历史国情来看，判例法源出英国，是以英国渐进型的社会改革和高素质的法官为基础，经过长期积累缓慢发展而来的。目前中国的突进型改革不能满足实施判例法的前提条件。从内容来看，英美法系确定“先例”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只有高级法院能够形成先例；二是上级法院的司法先例对下级法院在类似案件的审判具有约束力。这是基于下面的假定：从整体来看，上级法院的法官比下级法院的法官更有经验，不仅学识较高，而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不受外界的压力解释和适用法律。中原区法院试行“先例判决”，从基层开始实践判例法于理不通。从效果来看，判例的作用除了在具体案件中确权，更重要的在于保证法律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以及有步骤地发展法律规则。中国的“先例判决”能实现后两种么？

西风东渐之际，要求中国实行英美判例法，扩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呼声不绝于耳，具体设想更是层出不穷。长远来说，中国或许应该从判例法中汲取营养，以弥补传统成文法之不足。但这必须基于一个合适的平台，那就是我国的突进型改革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理念这一底层，以及，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等多种手段大幅度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素质。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跨越历史与国情的限制，仓促出台中国版的判例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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