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研究

张喜亮


　　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断被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我国公有制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不足30%，某些地方公有制企业不足5%；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未来的目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队伍发展壮大，内部结构、分配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工会工作对象和范围出现了新的情况和特点，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把广大职工更好地组织起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国工会必须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有新的作为。

　　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员工数量在我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国家职工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了，因此，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会组建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协调劳动关系需要
　　劳动关系，在现代社会有个比较确切的表述即劳使关系。所谓劳使关系就是一般称之为的“劳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所谓公司制股份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资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经营企业而企业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所以，“劳资”或“劳动”这样的概念已经都不能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了，于是，国际上流行起了“劳使关系”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劳动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
　　在新中国历史上，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此后的几十年里，非公制经济一直被作为非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批判。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的认识，劳动者的思想深处仍然有着“剥削和压迫”的雇佣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劳动关系”被称作“劳资关系”，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则是“劳动关系”，这一度成为某种政治的界定。同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其心态也是复杂的。加之社会缺乏对这类企业的管理经验，诸如此类的思想心态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关系复杂、紧张甚至对立。
　　雇佣与被雇佣的思想心态使劳动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其结果往往是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劳动争议也大幅度地上升，尤其是集体争议案件几乎是成倍增长。我国劳动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当中。工伤、死亡、职业病，童工、污辱女工、监禁劳动、工作超时、拒发延长工时费、拖欠工资、不缴纳保险费等等侵犯人权、违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多有发生。在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员工其工资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劳动强度则是最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发生在广东某市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恶性拖欠工资导致罢工，保安开枪打伤员工，老板携款逃逸。这个事件可谓典型之极。即便是在那些所谓规范管理待遇优厚的大型外资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强度也是较大的，员工很少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感，白领“疲劳症”、“忧郁症”已经是普遍存在是现象，“过劳死”的案例时有报道。“有赚钱的时间没有花钱的时间”，这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所谓待遇不错的员工之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决定的劳动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本血腥积累的事实，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如此紧张对立的劳动关系就必然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不能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调适这个矛盾使其健康发展呢？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近20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员工组织起来才是化解这个矛盾对立的最好办法。如果说在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工会是团结劳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么，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工会则担当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诺基公司的美方代表，为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主动向工会建议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的机制；中国一汽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与外资合资时，都把组建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作为首要的条件之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的30年经验证明，有工会组织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劳动关系就可以调适到一个和谐健康的状态。工会的存在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集中的地方，“打工仔”用脚投票，致使其“民工荒”的现象足以说明劳动关系的对立紧张所产生的后果。如果在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工会且工会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化，情况或许就不至于这样。
　　第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无论愿意与否，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尤其是经济的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企业的国际化即跨国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承认。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中国的劳动关系不能不与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员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员工对全球化经济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实质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对残酷的压榨和无情的剥削。不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吸引发达国家资本的一个筹码；发达国家的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业或迫使员工降低工资要求。美国劳工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几家工会组织，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中国工会呼吁制定联合的工会对策。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那么，历史告诉我们，工会是顺应雇主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即先有雇主组织的联合后有工会组织的联合。同样道理，如果说资本的国际化联合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工会的国际化对策也就只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无论人们、雇主或政府喜欢不喜欢。对于我国而言，在外商投资企业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则是融入经济的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即SA8000标准在全世界各国的发展，劳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劳工的团结权，将越来越引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及企图成为跨国公司的各国企业的关注，工会是劳工团结权的具体形式，组建工会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兑现向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承诺，我国劳动关系的调适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始会员国，我们有责任成为履行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的模范。员工的团结权是实现其应当享有的劳动权利的基础，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和调适劳动关系三方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组织。因此，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在外商投资企业是必要的，对于内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据此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工会法规定工会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由此可见，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联合及企业跨国发展，要求我们不得不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即全面成立工会组织，建立资本、政府和工会组成的“三方机制”调适劳动关系。一些外国政府对我国贸易提高关税或人权方面的责难，往往使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如果在我国的企业中，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并且确实发挥作用的话，就能够使我国政府在贸易和外交等国际活动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是中国工会工作的新挑战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鼓励和引导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公有制经济组织在竞争领域逐步退出，已经实现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占绝对多数的目标，有的城市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
　　调整经济结构布局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工会工作提出了挑战。中国工会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几十年来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理论。30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面对70%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70%以上的员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格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工会的工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减员增效、下岗失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号称1.50亿会员的中国工会一度减少至不足9000万，工会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会会员恢复至1.34亿。与此同时，就职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机关的员工从1.8亿增长至2.5亿。据估计2004年工会可组织的对象达3.00亿。公有企事业及机关单位越来越少，其员工数量也越来越少，工会组织率不断滑坡，在改制后的公有制企业有些虽然还保留工会的招牌却没有了工会专职工作人员，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会组织。在非公有经济组织中，不少是迫于某种压力而被动地成立工会组织，其中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或御用工会不乏其数，工会在这些经济组织中成为一种摆设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工会的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工会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社会性，社会生活即群体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会组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诸如同乡会、兄弟会等打工者组织就可能进入，员工中非正式组织就必然出现，且会伴随着劳资矛盾的加剧而膨胀起来，也不排除其他反社会的组织利用劳动关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共建共享，中国工会必须迎接这样的挑战：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起合法而有用的工会组织。

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存在的若干误解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成立工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如工会无用论、工会麻烦论、工会负担论、工会分权论、工会收费论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严重地阻碍了工会的组建工作。
　　第一，来自政府官员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最大阻力，应当说是来自政府官员对工会的误解。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最大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员却存在这样的论调，认为工会是阻碍改革、影响开放、妨碍引资、制约发展的力量。
　　在一些公有制的经济组织改造的过程中，工会被“改革”掉了。他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简”机构，还能够把工会的牌子保留在“党群办公室”已经是不错的了。再者，“国有”企业已经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员认为强调保留或建立工会是对“非公有股份”资产所有权的藐视。个别政府官员甚至声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工会“捣乱”。由此，在一些改造为非国有独资的经济组织中，工会消失了且很难重新组建。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声称，有“侵犯私营企业主权益”之嫌，严重挫伤了企业主发展经济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这些官员则认为是破坏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之大计，唯恐吓跑了海外来的资本家。
　　所要这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荒谬之极，是对组建工会工作的误解。他们的这些误解，上行下效，自然对全社会都有影响，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第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雇主方面的误解，是工会组建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工会就是带动员工共同闹事与资本所有者对立斗争的团体，成立工会无异于为自己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因此，畏惧工会进而由衷地抵制组建工会。这样的观点在内资私营企业和来自一些工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如韩国等投资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观点认为工会是企业的麻烦，成立工会无异于作茧自缚，由于有了工会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独自决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会是负担，成立工会就不得不按照规定提供办公场所、安置有关人员、还要拨交经费，这无异于瓜分利润。也有个别的企业如柯达公司，他们认为成立工会是无意义的，因为公司已经为员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公司对员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个人的发展都有充分的考虑，工会能够做的公司都已经做到了，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更特别的，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员工俱乐部”，公司为员工俱乐部提供所有的帮助和支持，所谓“员工俱乐部”可以发挥工会组织的一切作用，其实际就是工会，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对把该公司的员工组织纳入“中国工会”的系统。
　　如此观念决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出现了拒绝成立工会的现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员工组织以抵制工会的进入，或者迫于压力成立“老板工会”、“老板娘工会”等等。“老板工会”或“老板娘工会”等，其实质是“羊头幌子”专供应付检查给人看的。“老板工会”和“老板娘工会”等形式上的工会，不但不能发挥工会应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玷污了中国工会的形象。
　　第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
　　阻碍工会组建工作的还有来自非公经济组织员工方面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员工对工会存在反感情绪，认为工会是摆设没有作用或者有作用也微乎其微。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多数是青年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甚至偏远落后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工会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们对工会组建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据介绍某特区一家很有规模的私营企业率先成立了工会，笔者实地调研：问一位在这里打工三年的员工该店是否有工会，答曰本店确实成立了工会。当问及工会主席是谁，工会办公室在哪里时，答曰“不知道”。对工会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会副主席亲自抓非公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对某企业员工进行工会性质教育：工会可以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争取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这些员工则强烈抗议：签订合同我们就被囚死在这家企业而不能随时找到更好的工作，参加保险实际上是帮助老板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骗走一些，更有甚者还认为工会居心不良。沿海某市产业工会，经过努力终于说服企业为外地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员工也必须依法按工资比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用。结果却导致这些员工集体抗议，险些酿成群体事件。还有一些就职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员工，他们是来自公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这些人多数认为“工会无用”。在公有制企业里长期不发工资，直至无端下岗，“工会没有保护”或者说“工会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找到工会的时候还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们“要顾全大局”。这些员工对在非公经济组织组建工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有工会的地方员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却没人管，没有工会的地方至少还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拿。笔者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发放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为了使员工获得更多的利益与公司协商给予员工更多的补偿和赔偿换取员工撤诉。当与员工协商的时候，说明笔者是来自工会方面的，不会做对员工不利的事。员工答曰“别和我提工会，我父亲就是做工会工作的，工会实际上是帮企业说话的”。来自员工的这些虽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工会实际作用的说法和误解，不能不是我们组建工会工作必须考虑的问题。
　　据调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工作，其实真正考虑员工愿望或者说员工对工会的认同，确实也很少；想当然地认定员工有加入工会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工作的重点集中的其它方面，如集中在做企业行政方面的工作、做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试图靠发强有力的文件来组建工会等等，就是忽略了员工自身的愿望、要求和意识。

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几点“软环境”建议
　　目前，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的问题，工会内部对其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应当说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有关组建的具体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骤等考虑得也比较仔细，如：与工商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注册的同时要求其成立工会，与税务局联手，在非公经济组织纳税的同时拨交工会经费，与党委和行政机关联手下发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各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每年工会组建率指标等等。然而，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的“软环境”问题思考得相对比较少。所谓“软环境”，是指与采取行政手段如与政府的职能部门联手及“自上而下”的下达指标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对而言的，那些树立工会自身社会良好形象、启发员工自愿建会的意识、从社会心理着眼的润物细无声的工作等等。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这项工作受到阻碍，多是因为在这些“软环境”方面工作不够得力；能够使组建起来的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也正需要我们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软环境”方面的工作必须得以加强。
　　第一，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和中国工会的新理论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之
　　思想支配行动，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动，没有行动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会的组建工作，不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先导。全国总工会也提出，要“以工会的理论创新带动工会工作创新”。
　　我们强调研究工会组织的新理论，无意否定以往对工会理论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求真务实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研究工会组织活动的发展规律。以往关于工会组织理论的研究，更倾向于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组织的工作。那么，经过30年改革后的中国，工会组织则是生存于市场经济而且是21世纪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当然，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研究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还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工会组织的性质的职能，从而进行历史的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工会组织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领导劳工通过罢工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而产生的，几百年来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工会的性质职能则不同以往。工业社会时代的工会是“劳资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产物，现代社会的工会则承担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稳健维护劳工权益的任务。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令人深恶痛绝，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权至上保障社会的秩序；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人们越来越有一种反感情绪，提出了“劳动安定”的口号。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双方以企业为利益的共同体，和平谈判是解决分歧的第一手段。工会正是“劳方”赖以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手段，也是协调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之的组织形式。
　　就我们国家而言，企业是职工和投资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与以往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工会性质职能不同，中国工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性质和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劳动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关于公有制企业改革，我们提出了“在理顺产权关系的同时理顺劳动关系”的理论，然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产权关系应当说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顺其劳动关系呢？工会在此空间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发达的国家的工会所担当的角色，虽然仍是以罢工和纠察队为保护劳工权益的终极手段，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劳动关系的调适，从而实现劳资利益的双赢。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美国地铁工人罢工和英国伦敦地铁工人的罢工事件，最终还是以工会代表劳工与公司谈判，双方妥协达成协议而告终，就是典型的案例。
　　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现代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与工业时代初期的社会不同，工会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独大单方胜利。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样的理念，使之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那么，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工会工作就有可能减少误会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发挥工会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帜，没有鲜明而良好的社会形象无以感召天下。
　　所谓新形象是针对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会形象之鲜明就在于领导劳工与资本的残酷剥削进行无情而彻底的斗争，从经济的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则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为终极目的。正是这样的旗帜感召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会的这个形象影响至今。计划经济制度时代的中国工会，虽然会员众多，但是其形象却是被模糊了的，人们能够记起来的工会，不过是福利组织：发电影票（现在也几乎没有了）、搞娱乐活动（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等等。因为工会的形象的模糊，甚至连工会自己都一度提出为“消亡工会”而奋斗的荒唐口号。诚然，那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的：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从理论上说，“劳资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劳资矛盾产物的工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国工会居然停止活动长达10余年之久。30年前实施改革，“市场”在“计划”中萌生；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30年后彻底转变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到实际完全得以确立。那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的中国工会再也不能继续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会会员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说是与工会模糊的形象有关。那么，现代中国的工会需要怎样的新形象呢？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领导班子顺应历史的潮流及时地提出了“突出维护职能”的“总体思路”。“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新时期的新形象，这面大旗使中国工会工作为之一振，开拓了工会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工会十三大则高举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的大旗。中国工会十四大坚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确定的基本职责，提出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工会十四大报告指出：“职工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向职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规理论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业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职工的事情再小也要尽全力去办，这样的理论就彻底改变的计划经济下的工会之形象。
　　如果把“维权”简单地理解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工会的“革命和斗争”的形象。我们将要实现的是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与原始积累时代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争”的形象必然使工会的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非员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工会的旗帜做出严谨而鲜明的诠释，从而树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会新形象。工会的社会新形象按照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着眼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而不仅是在工会内部进行宣传；然而，宣传需要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实际内容。实际的内容必须是工会在参与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树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然而，我们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组建工会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传工作中，似乎没有引起重视，例如，工会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参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工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等等，很少被社会公众知晓；工会尤其是中国工会从来都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力而是一个方面的动力。北京某私营制衣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一度气氛紧张，因为公司单方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极其苛刻，职工十分不满；此时，公司成立了工会，工会代表职工和公司平等协商；结果，重新修订了这些规章制度，职工满意了，公司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一位韩国在华投资的商人，受其本国工会形象的影响起初对在华公司组建工会也有相当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根据在韩国的经验他认为工会就是一味与资方抗衡斗争的组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在华投资的公司成立了工会。中国工会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写到“中国工会站在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沿”，对中国工会在维护劳工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赞赏：“我们需要这样的工会”。工会积极参与到相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进步有效的推动作用，必将得到包括员工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树立起工会鲜明的社会角色新形象，必将能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顺利组建工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协调与执政党、政府、雇主及其组织和员工的关系共同推进工会的组建工作
《道交法》第七十六条适用于多人伤害事故的程序问题
——兼论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

　　　　　　　　吴学权　丁卫星

[内 容 提 要]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如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一些新的赔偿制度，特别是赋予了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制度。该制度在给受害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保险公司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免责性、有限性，以及各受害人起诉及结案的不同时性，使得同一事故中的多个受害人能否公平地受偿成了问题。笔者试从利益平衡、程序保障的角度，对这种不公平是否真的存在、存在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借鉴现有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理论，提出了以“限期诉讼、合并审理、按比例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为主要内容的“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从而保障各受害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带给他们的福祉。（全文共8627字）

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即是如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一些新的赔偿制度，特别是赋予了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在第三者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制度。该制度在给受害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司法实务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笔者所在的法院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中，有的是财产损害、有的是人身损害；有的死亡、有的受伤；有的伤重、有的伤轻；有的需要评残、有的不需要评残。情况的不同，必然导致有的受害人早起诉，而有的受害人晚起诉。而法院也按部就班，往往先受理的案件先结案，后受理的案件后结案，先生效的案件先执行，后生效的案件后执行，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由于保险公司只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且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结果先处理的受害人往往能得到足额的赔偿，而后处理的受害人由于损失已经超过了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往往难以得到足额的赔偿。已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暗自庆幸，而得不到赔偿的受害人肯定会雪上加霜。这对同一个事故中的受害人而言，显然会倍感不平。新的不公平似乎已经产生。这种不公平真的存在吗？有什么负效应？它是怎么产生的？又如何消除它？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故笔者以拙笔写作此文，发表一些陋见，以期引起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真的存在不公平
一、责任豁免与否的不公平。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受害人的损失，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对超过限额的损失，再由事故双方按责分担。由于保险公司在限额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那么，不管受害人有没有过错、过错的程度有多大，只要他的损失不超过责任限额，他就能得到足额的赔偿。也就是说，在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内，受害人的事故责任被豁免。但由于保险公司的责任是有限额的，而且该限额也不高1，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往往会超过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多个受害人的损失更是如此。由于超过限额范围的损失不再由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而是由事故双方按责分担。因此，对于超过限额范围的损失，有过错的受害人也要自负相应的损失，他的责任不能豁免。这样，在损失超过保险责任限额的情况下，先起诉、先处理的受害人往往能享受到责任豁免的待遇，而后起诉、后处理的受害人往往享受不到豁免的待遇2。对同一事故、同样责任的受害人而言，仅仅由于起诉、处理的先后，就导致责任的豁免与否，而且，造成起诉、处理先后的往往是一些不可归责于受害人、也不可归责于法院的客观原因3，对此，你能说这公平吗？
二、赔款到位与否的不公平。
赔款到位率，与赔偿义务人的履行能力密切相关。一般来讲，保险公司的履行能力相对较高，而肇事者的履行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已被判刑的肇事者，更是如此。因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保险公司的赔款容易拿到4，而肇事者的赔款不容易拿到。由于保险公司先予肇事者承担责任，故先起诉、先结案的赔偿义务人是履行能力较高的保险公司，而后起诉、后结案的赔偿义务人却是履行能力较低、有的甚至没有的肇事者。先起诉、先结案的受害人往往能顺利地拿到赔偿款，而对后起诉、后结案的受害人而言，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的法律白条。同一事故的受害人，有的得到赔偿、有的得不到赔偿，而且，造成赔偿到位与否的原因仍然是起诉、处理的先后。对此，你仍能说这公平吗？
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危害性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
仅仅由于起诉、处理的先后，竟导致这样不公平的结果，这肯定会令人心理失衡。特别是对同一事故的、同样责任的受害人而言，这种不公平的感受尤为强烈。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不公平的结果，不但会损害公民的法感情，相反还会培养公民对法律的怀疑和怨恨。由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社会的基石，长此以往，会损害我国法治建设的根基，法治的理想会成为法治的梦想。

不公平是法律漏洞造成的
不公平产生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层面，二是立法层面。
首先让我们检查一下司法层面。由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属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审理5，故这里的司法层面主要是指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人民法院是法律的适用机关，人民法院只能依法审判，故检查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际上就是检查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从而导致不公平的产生。
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程序主要包括立案、审理、执行三个阶段。
在立案阶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符合该法第一百零八条受理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受理，否则，即程序违法。据此，一般来讲，先起诉的案件先受理、后起诉的案件后受理是逻辑的必然。因此，对于多人受害的事故，当一个受害人先行起诉时，人民法院只能先行受理，而不可能等待所有的受害人全部起诉后再一并受理。这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客观上，要求人民法院一味的等待也不现实，因为人民法院也无从知晓另外的受害人是否起诉、何时起诉；而且，人民法院也不可能主动催促其他受害人尽快起诉，因为这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找不到支持。因此，人民法院对先起诉的案件先受理、后起诉的案件后受理的做法完全符合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可指责。
在审理阶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庭审前的准备和庭审两个阶段，而且，该法为防止人民法院久拖不决，为案件设定了审理期限，一般来讲，简易程序为三个月，普通程序为六个月。由于案情的不同，有的案情简单，可以直接开庭、当庭结案；有的案情复杂，数次开庭才能结案；还有的涉及鉴定、追加共同诉讼当事人，尚不符合开庭的条件。因此，不管什么案件，只要在审理期限内结案就是合法，否则就是超审限，就是程序违法。由于审限的要求，人民法院不可能为了等待其他受害人起诉而对已受理的案件久拖不决。当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某些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中止诉讼。但《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为等待其他受害人起诉”这个中止事由。因此，人民法院没有等待其他受害人起诉、没有同时审理这些案件、没有按比例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的做法也并不违反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无可指责。
在执行阶段，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申请执行的先执行、后申请执行的后执行，没有申请执行的不执行。执行程序中并没有规定对同一事故多人受伤的案件一定要合并执行。客观上，由于有的法律文书已生效，有的法律文书未生效，更有甚者，有的受害人可能还没有起诉，故合并执行也不现实。因此，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没有合并执行、没有按比例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的做法也不违反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是无可指责。
在司法层面没有导致不公平的违法行为，那么，问题一定出在立法层面。下面，让我们检查一下现行法律有否规定同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应当公平分配保险公司赔偿款的规定。
在《民法通则》或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并没有规定同一事故中的多个受害人公平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规定。
在《破产法》中，虽有债权人按比例受偿债权的规定，但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与破产无涉，《破产法》的规定于本议题无涉。
在《民事诉讼法》，有一些关于合并审理的规定，首先是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和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
必要共同诉讼制度适用的对象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在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中，虽然受害人在二人以上，但他们有各自的诉讼标的，他们的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故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无适用余地，一事故多人受害的多个案件不能据此而合并审理。
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适用的对象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并经当事人同意合并审理的。在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中，虽然受害人在二人以上，但他们的诉讼标的却不一定是同一种类的，6而且，有的当事人不一定同意合并审理，故相当一部分案件不能合并审理。退一步讲，即使能够合并审理，那么，有的受害人已起诉，有的受害人尚未起诉，也难以合并审理。再退一步讲，即使受害人已全部起诉，案件可以合并审理、同时判决，但法院不能并案判决，只能一案一判7。由于有的案件可能上诉，有的案件可能不上诉，有的案件早申请执行、有的案件晚申请执行，也难以保证全部案件同时生效、同时执行。所以，由于只有部分案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可以合并审理，所以，非必要共同诉讼制度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缺乏普适性。
接下来是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集团诉讼制度。集团诉讼制度适用的对象是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的规定，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虽然一事故多人受害案件的一方当事人肯定在二人以上，但相当一部分案件不一定能达到十人以上，故集团诉讼制度对同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也缺乏普适性。
综上，不管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没有对同一事故多个受害人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及公平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问题进行规制。很显然，不公平是法律漏洞造成的。

堵塞漏洞的几种方案
如何堵塞法律漏洞，消除这一不公平的现象？在司法实务界，很多仁人志士对此作过认真探索，有的从实体法的角度、有的从程序法的角度，提出了各种见仁见智的方案。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为未起诉的受害人预留必要的份额。在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额时，为兼顾其他未起诉的受害人的利益，不是把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限额全部判给已起诉的受害人，而是只判部分，把部分份额留给未起诉的受害人，以显示公平。
二、各案各审，模糊判决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按比例对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有的受害人已经起诉，有的受害人尚未起诉，为兼顾他们的利益，在处理时，暂不确定具体赔偿比例和数额，具体比例、数额在一并执行时再予以明确。
三、合并审理，分案判决。就是把各受害人的各个案件合并审理，但在判决时根据各案的情况，统筹兼顾，按照比例分案判决。这样，可以兼顾到各受害人的利益。
四、合并审理，一案判决。就是把各受害人的案件并作一案处理，根据各受害人的损失数额，确定各受害人的损失比例，然后按此比例确定保险公司对各受害人的赔偿额。这样，就能兼顾、平衡各受害人的利益，从而达到公平的目的。
笔者认为，预留份额的观点难以操作。在部分受害人已起诉、部分受害人未起诉的情况下，法院难以查清未起诉的受害人的损失数额，因此，法院难以科学地确定预留份额的比例与数额。这种缺乏可操作性的做法，必然导致随意确定预留份额的比例与数额，这种随意性也必然导致司法的恣意和腐败。模糊判决的做法也不可取。模糊判决本身就违反了判决确定性的要求。而且，由于各案判决的比例、数额不确定，加上有的案件先进入执行程序，有的案件后进入执行程序，法律也没有规定合并执行的具体规则，这种无规则的状况也必然导致合并与不合并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也必然会导致司法的恣意和腐败。
关于合并审理、分案判决的观点，笔者以为倒是可以达到各受害人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目的。但是分案判决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容易造成此案与彼案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一旦其中的一案因上诉而被改判，则很可能牵连到其他各案，导致其他案件的错判，使其他各案不得不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不得不改判，以同二审改判的案件相协调。这会增加一审案件的改判率，也会浪费宝贵的诉讼资源。故分案判决也不可取。
笔者以为，相比较而言，合并审理，一案判决，较为科学。把各受害人的案件并为一案处理，就可以更好地统筹兼顾，确保各受害人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也可以避免因分案而可能导致的各案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因一案改判而导致的多案改判等等不利情况。总之，它既可以克服上述各种方案的弊端，也可以达到各受害人按比例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目的，较为可取。
但是，合并审理、一案判决，对于必要的共同诉讼而言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但对于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而言，障碍是明显的。
对必要的共同诉讼而言，由于它们的诉是共同的、不可分的，所有的当事人都应当参加诉讼。如果部分当事人已起诉、部分当事人未起诉，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未起诉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但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而言，它们并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条件。它们的诉不是共同的，而是各自独立的、可分的，而且他们有的主张起诉、有的不主张起诉，有的早起诉、有的晚起诉。法院不能像必要共同诉讼那样，主动依职权通知其他受害人参加诉讼，这和合并审理显然是一对矛盾。怎么解决？
矛盾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其既能兼顾各受害人公平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权利，又不妨碍人民法院及时合并审理已受理的案件。有这样的办法吗？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有类似的办法。
大家知道，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集团诉讼程序中，有一个公告债权人限期登记债权的程序，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一程序，创制一个新程序。
这个新程序就是限期起诉程序。在审理已起诉的部分受害人的案件时，我们应该给未起诉的受害人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起诉的期限，等待他起诉。如果他在设定的期限内提起了诉讼，人民法院则应把该案与早先起诉的案件合并审理。反之，如受害人仍未起诉，则该受害人丧失了与已起诉的受害人一起在第一顺序享受责任豁免和分享保险公司赔偿款的权利。关于期限的时间，考虑到受害人治疗、评残等情况，以不低于六十日为妥。
对一事故多人受害的案件，“限期起诉、合并审理、按比例处理”的做法，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理论中也没有相应的概念。由于它类似于、又区别于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笔者借鉴民法理论中“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称法，姑且称其为“不真正必要共同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