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传统上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谓的具体危险是在外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被观察到的一种事实状态，在此状态中有对象陷在其危险效力范围内，而与实害发生有密接可能性。换言之，具体危险概念的重点在于，必须是个案内的行为确实已制造出一个法益客体陷于险境，情况危急的状况，所以说，在个案中究竟有没有具体危险状态出现乃犯罪成立与否的前提，法官应依据一般因果性法则即一般生活经验来检验某个个案中的事实状态，采事后判断的方式，审查事实上对于条文欲保护的法益客体是否存在着实害发生的密切可能性。这也是我国的刑法文献所强调的，具体危险犯必须产生一个具体的危险结果，而法官在个案中必须一一去认定是否己有危险结果发生。抽象危险犯系指，依据一般日常生活之重复经验得到的惯例知识，呈现出某一类型的行为方式对于法益的侵害有“危险性”或者说“风险性”。抽象危险犯就是立法者经过一定数量的事例观察，将经验上具有“损害危险性”的行为抽离出特征，以之作为条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抽象危险犯的重点在于“法益受侵害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即使完成了构成要件所描绘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言，其侵害的发生仍不确定且不明显。而这样的“损害发生的不确定性”之所以会引起刑法的重视，是因为该行为对法益侵害具有独特的危险性。正如骆克信教授指出，“抽象危险犯是一个行为的独特的危险性，被当作刑罚制裁的原因，行为的可罚性，与实际上是否出现危险状态无关。” 对于这一分类有无实质意义理论上有肯定说也有否定说，持否定论的学者如许玉秀教授，她从其它角度指出“看不出来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在举证法则上可能受到什么差别待遇”，又谓“其实从所谓抽象具体危险犯这种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出没有办法将危险毫无困难的区分为抽象或具体，而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没有实益”。 史卫忠博士也认为“抽象危险犯为多余之物，又给司法擅断提供了可乘之机。” 德国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在概念上与举动犯是一样，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应当予以放弃。　

　　我个人认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的界线虽然不明显但是从立法上来看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危险行为模式，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虽然同属于危险犯的范畴,但二者无论是从特征上,还是对“危险”含义以及存在形态上均有所不同。首先,在具体危险犯中,危险是理所应当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抽象危险犯的规范特征是,危险不是该犯罪构成的要件,而是该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的根据。因此,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其次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最后,具体危险犯,在个案上已经引起刑法所保护客体的危险,故具体危险犯是广义的结果犯,此为欧陆刑法理论通说所共认。而抽象危险犯,是单纯处罚行为人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具有典型的危险性,故有人认为是行为犯之一种。因此,二种犯罪类型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应该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及处罚的基础。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放火罪和醉酒驾驶，放火是危险犯，醉酒驾驶也是在刑法中讨论很热烈的能不能入罪的一个危险行为，一但入罪只能是危险犯，但是二者的危险存在着不可掩饰的不同，放火的危险是很现实的危险，因为放火行为我们可以预测到大约有多少财产将受到损失而醉酒驾驶就不同了，虽然是醉酒驾驶，不一定就会发生危害后果，甚至即使会发生危害后果，在没有发生以前我们也很难预料到危害后果有多严重，总之，其危险性具有不可估量性，只能是说这一行为是危险行为，可能或很可能会给公共的财产、人身造成损害后果。因此，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分类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很多学者对具体危险犯问题的判断、认识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抽象危险犯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抽象危险犯虽然是近来刑法理论的大热门,但相比于长久以来对实害犯及具体危险犯的研究,抽象危险犯的研究显得微不足道。尤其,在面临风险社会冲击的变革时代,刑法常常面临诸如环境、食品、医疗、金融、交通或者是生物科技等领域突发灾害的反复冲击,但是基本理论面欠缺,常常反而是造成刑法对此鞭长莫及或是不相凿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里对抽象危险犯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论述，试图从抽象危险犯处罚的依据和正当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更深入的认识。

　　关于抽象危险犯处罚的基础及其正当性的讨论，其文章虽已为数不少，但由于抽象危险犯以“拟制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可罚性依据,而传统刑法责任主义认为,刑罚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行为对特定的法益有危险或造成侵害。抽象危险犯似乎没有法益侵害与法益危险,因此依照传统刑法,处罚抽象危险行为与责任主义刑法的原则不兼容.因此对于抽象危险犯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实践中立法、司法的可行性，是一个重要而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在欧陆法系中,危险犯的立法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处罚早期化的情形之一。在具体危险犯的场合,刑法之防卫线向前移置,在侵害结果出现前即给予处罚,是考虑该行为对法益侵害之危险性相当高,如不予以处罚,恐将造成更大损害,因而在实害尚未发生前即给予截堵处罚,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及国家安全,人民之生命及财产等法益将因而受到更周全的保障。而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甚至在真正的危险状态尚未切实存在的情况下,刑法即以正犯之既遂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提前对其施以刑事处罚措施。因而,较之具体危险犯而言,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设置中,刑法的触角又继续向前延伸,其保护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因而抽象危险犯更应当被视为处罚早期化思想的典型体现。

　　抽象危险犯的社会基础是基于风险社会风险控制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贝克首先系统全面的提出的，在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之后,迅速引起西方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纷纷在贝克的理论基础之上对风险社会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

　　抽象危险性理论是德国的通说,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之上。如雅科布斯认为,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是因为特定的行为方式或带有特定结果的行为含有超离个案的一般危险性。 耶赛克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具体危险犯的前阶,其处罚理由从其行为对于特定法益的一般危险性即已表现出来。危险结果的发生,并不属于构成要件,因为有关的行为足以典型的惹起危险。基于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和处罚理由,很多学者对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最典型的就是抽象危险犯遭到了责任主义原则的强有力的质疑。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指出,罪责原则的意义在于,必须要有对具体个别的法益的侵害或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方能认为有责任。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为拟制的危险,并非为具体个别的法益的危险或者说拒绝对具体个别法益的危险进行判断,更缺乏对该法益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所以很难说符合责任主义或罪责原则。 除此之外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来看,抽象危险犯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日本刑法界有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以危险拟制为基础的抽象危险犯欠缺与保护法益具体相关联的行为,对这种欠缺“行为”的处罚其处罚根据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正义的。虽然有这些质疑，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利益保护的需要，抽象危险犯还是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生命力。其存在符合刑法的预防功能也是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条件下自我决定能力的有限性也有待于国家通过对某些行为抽象危险犯类型化以充分履行国家保护人民的职责。对此我国台湾学者王皇玉博士指出,首先,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是一种对于法益的提前而周延的保护,也可以说是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措施。如果刑法的犯罪处罚结构坚守在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的范围内,对于刑法的保护而言,无疑呈现出不力与迟延之态。其次,对于抽象危险犯的处罚,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法益实现条件的确保。因为法益保护并非对于孤立或静止状态的个人利益加以保护,还应该进而考虑到保护人们得以理性支配与运用这些个人利益的机会、条件与制度。没有实现机会与条件的利益只是虚假的利益,同样,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利益也不可能持久而真实的存在。但是,对于那些作为法益得以实现与发展的机会、条件与制度,不能认为其理所当然地存在,而应该通过一些前瞻性的法律措施,使其能够得到保护和维持。
陕西省发改委


陕西省化肥储备管理暂行办法

【颁布单位】陕西省发改委
【颁布日期】2005.07.01




陕西省化肥储备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善对化肥市场的宏观调控，调节供求，平抑价格，保证全省化肥市场长期稳定和扶贫救灾的需要，维护农民群众利益，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我省的实际情况，建立陕西省化肥储备制度(以下简称省级化肥储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化肥储备委托单位和承储企业。

　　化肥储备委托单位指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负责省级化肥储备承储企业的确定，并与化肥承储企业签订承储合同。

　　化肥储备承储企业指符合化肥储备条件，且已签订承储合同的企业。

　　第三条 省级化肥储备一年两次。是指在每年7月至9月和12月至次年3月期间，为保证化肥企业正常生产和农业生产用肥需要，由省上指定的承储企业按要求购进并储存化肥。

　　第四条 省级化肥储备遵循企业储备、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原则。

　　第二章 省级化肥储备管理

　　第五条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负责省级化肥储备的监管工作，并对储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以决定下年度承储企业是否继续承担省级化肥储备任务。

　　第六条 承储企业在承储期间每月5日前将上月储备情况报告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备案。省发改委会同省财政厅对承储企业化肥购进和储备情况进行检查。

　　第三章 省级化肥储备规模及储备网点分布

　　第七条 省级化肥储备总量为每年5万吨，其中尿素3万吨、磷酸二铵2万吨。

　　第八条 储备网点应具备交通便利的条件，具体分布要靠近粮棉主产区和化肥主销区。

　　第四章 承储企业基本条件及确定

　　第九条 省级化肥储备的承储企业，由省发改委会同省财政厅、省供销社等部门在全省化肥生产、流通企业中通过招标方式确定。

　　第十条 承担省级化肥储备的企业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是合法有效的化肥生产、经营者，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企业注册资金在800万元以上；

　　(三)化肥生产企业年生产量30万吨以上，化肥流通企业化肥销售量连续三年在10万吨以上；

　　(四)具有与省级化肥储备规模和区域布局要求相适应的仓储设施和仓储能力；

　　(五)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六)银行信誉优良。

　　第十一条 根据企业条件和合理布局的原则，确定2-3个承储企业。承储企业承担的省级化肥储备数量，由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确定。

　　第五章 承储企业的责任

　　第十二条 承储企业需在企业正常经营量基础上相应增加化肥购进和储备数量作为省级化肥储备。

　　第十三条 承储企业须按承储合同规定每月均衡购进一定数量的化肥，在每年各用肥旺季到来前达到承储合同规定的储备数量。

　　第十四条 承储企业建立储备化肥的财务管理制度，设立专门账薄，做到账实相符，专款专用，专人管理；建立储备化肥的仓储管理制度，规范记录省级储备化肥进出库明细账，做好储备化肥入库和出库检验登记工作，确保储备化肥安全和质量。

　　第十五条 动用储备化肥，需经省发改委、省财政厅批准。承储企业在保证扶贫救灾用肥的前提下，经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审批后，可将储备化肥与自营化肥结合调运销售，以保证储备商品不断更新。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储备化肥。

　　省级储备化肥只能用于省内农业生产需要，不得用于出口或其他。

　　第六章 省级化肥储备价格

　　第十六条 省级化肥储备的购进价格。在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原则，采取招标或议标方式确定。具体购进价格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备案。

　　第十七条 省级化肥储备的销售价格。在化肥市场基本稳定时期，随行就市按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在化肥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时，由省物价局核定销售价格。

　　第七章 省级化肥储备资金及利息补贴

　　第十八条 省级化肥储备所需资金由银行提供。有关银行在坚持信贷原则，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承储企业给予贷款，承储企业按时还本付息。

　　第十九条 省财政对省级化肥储备所占用的资金给予利息补贴，储备期结束后，由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审核承储企业的储备数量后据实支付，省级化肥储备经营亏损，由承储企业承担。利息补贴支付和结算办法由省财政厅另行制定。

　　第八章 储备合同及责任

　　第二十条 省级化肥储备的承储合同由选定的承储企业与省发改委、财政厅签订。

　　调整储备化肥品种、数量、地点，应与承储企业重新签订承储合同。

　　第二十一条 合同执行中出现纠纷，参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化肥承储企业按照合同要求进行储备、调出或销售的，自动可继续承担下一年度省级化肥储备任务，承储企业要求不再承担下一年度承储任务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化肥承储企业未按照合同要求进行储备，擅自更换储备化肥的品种、数量、地点，或储备化肥发生损毁、灭失的，除应按合同赔偿损失外，由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取消其省级化肥储备任务，省财政厅相应扣减其储备利息补贴。

　　对承储企业不诚实，不执行相关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将暂停其省级化肥储备工作，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取消其省级化肥储备任务，违反法纪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和企业负责人的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铁路交通等运输部门对省级储备化肥运输应优先安排，保证运输。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发改委、省财政厅按职能分工分别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