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网-法律资料免费资源平台

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框架建构

吴光升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因此，如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食品安全法》，除了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外，还应当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对刑法典进行相应的完善，并根据该理论将刑法典适用于具体案件。

一、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理论

　　从这些“风险社会”理论家的论述来看，所谓风险社会，其意在指出现代社会具有一种风险性特征，是一种风险性的社会。这种风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风险的人为性，即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大多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其中，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二是风险影响后果的巨大性，即现代社会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往往是不可估量，具有损害结果的重大性、跨地域性与跨时间性等。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结果，灾难涉及几个相邻之国家，损害结果在时间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三是风险影响结果与途径具有不确定性，即某一风险会造成什么样影响，影响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的风险计算方法往往无能为力，“标准的计算基础——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概念等——并不适合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维度”。 如转基因食品，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怎样的，现在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四是风险影响对象的广泛性，这是指现代风险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多不分阶级性或阶层性，每个人所可能受到影响的机会是平等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种“民主性”，是“平等主义”的。如今年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区别；五是风险的不可完全消除性，这是因为现代风险作为一种人为风险，它是人类为了生活舒适与便利而对社会生活与自然加大干预范围与深度的结果，是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只要人类不停止这种追求，这种风险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消除。
　　风险刑法（Risikostrafrecht），也有的称之为安全刑法（Sicherheistrafrecht）。该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提出的，如普里特维茨（Prittwitz）、金德霍伊泽尔（Kindhauser）等，随后被日本学者所发展。从有关论述来看，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将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罚目的转向积极的普通预防。如金德霍伊泽尔认为，传统的刑罚目标即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在今天已退居幕后，而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树起一面旗帜的积极普通预防则成为流行的学说； 二是通过推定减少控诉方所需要证明的要求或减轻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如严格责任的引入、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推定等；三是行为范畴的扩大化。在传统刑法中，行为主要是指作为，不作为与持有只是一种例外，但在风险刑法理论中，通过制定法课以行为人作为义务，不作为作为一种刑法中的行为，具有扩大化的趋势。持有型行为也有扩大化之趋势。正是基于这种行为范畴扩大化之趋势，胡萨克甚至认为应当放弃犯罪的行为要件而提出以控制原则取代之，即只要某人对某种事态应该控制、能够控制却没有控制而令其发生的，就应承担刑事责任； 四是将犯罪成立的标准前移。在传统刑法中，处罚的主要对象是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行为，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犯罪预备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处罚只是特例，但在风险刑法之中，危险犯成为公害犯罪一种重要的犯罪形式，不仅处罚具体危险犯，也处罚抽象危险犯；一般只具有抽象危险的犯罪预备行为也不时被有选择地独立定罪。

二、风险刑法理论视野下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

（一）我国刑法中涉及食品安全的罪名

　　从《食品安全法》与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来看，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非法经营类的犯罪；二是生产经营类的犯罪；三是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
　　非法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后，不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生产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具备合法生产经营的资格和条件，但生产经营过程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有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逃避商检罪、虚假广告罪以及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罪。
　　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对食品生产经营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人员不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除了可能构成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外，还可能构成以下罪名：一是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即食品检验机构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二是刑法第412条规定的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这主要是指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进出口食品进行检验时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或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延误出证、错误出证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因此，这与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在主体上不同，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主体只能是中介服务组织的人员；三是刑法第411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2条的规定，进口的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后，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放行。为此，如果海关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出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就予以放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放纵走私罪处罚；四是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这是因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8章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有职责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如果这些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五是刑法第402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从风险刑法理论和《食品安全法》的双重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审视

　　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了一定的体现。比较典型的是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即便没有造成损害结果，也构成犯罪行为。这属于一种抽象的危险犯。 这种规定与传统刑法理论不相符合，但却与风险刑法理念相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风险刑法理论的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并且存在着诸多与《食品安全法》难以有效衔接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比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虽然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即使没有销售金额也可构成犯罪，但只是一种犯罪未遂，因而仍然不属于抽象危险犯。当然，司法解释的此条规定是否合理，现在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作为义务，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对于诸如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购入大量问题原料的行为，或为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采购此类食品的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其实，受利益成本计算的影响，行为人购入大量问题原料或有问题食品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通过投向市场赚取利润，而以这种问题原料生产的食品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投入市场，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结果，因此，适当地对此类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是恰当的。

三、以风险刑法理论为指导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责任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源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20条、27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予以刑事处罚，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定罪处罚。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难以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处罚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谋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当然，风险刑法理论的不恰当适用，也有违背刑法谦抑原则而限制自由、损害公众合法权益的危险。因此，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如果能通过其他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等措施而达到抑制目的，就不应当运用刑事制裁。如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第27条规定的有关工艺或流程要求的行为，就并非只有通过刑法调整才能达到抑制之目的。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法学博士徐军 吴光升

暴力抗拒执行的情况分析


暴力抗拒法院执行是指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个人以及案外人无视法律尊严，公然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妨碍、阻止执行人员（包括协助执行人员）执行职务的违法法罪活动，简称为暴力抗法。暴力抗拒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多年来存在于法院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顽症，它严重威胁着执行干警的人身安全，影响和制约着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极大地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破坏了国家的法制形象。
暴力抗拒执行主要表现在冲击执行现场、围攻殴打执行人员、毁坏执行装备等。暴力抗法现象十分普遍，是多年来存在于法院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顽症，几乎没有哪个执行法院、哪个执行人员能够幸免。研究分析暴力抗法事件的原因，如何预防暴力抗法事件，是摆在各级法院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暴力抗法过程中，执行人员轻则被侮辱、诽谤、诬陷，重则被打死、打伤，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被毁损、抢夺。暴力抗法事件的频频发生，已引起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重视。肖扬院长曾在一个反映暴力抗拒执行的文件上批示：“人民法官保护人民，但谁来保护依法办案、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法官?三思、慎思!”
一、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成因
构成暴力抗法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
1.权力腐败造成干群关系、警民关系恶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了冲击与破坏，这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人民群众对层出不穷的各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群关系、警民关系。人民群众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暴力抗法一般以人多势众为标志，它的组织者、指挥着往往以法院、法官腐败为借口进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容易信以为真，成为暴力抗法的支持者，酿成暴力抗法的严重后果。
2.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法院执行
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乡镇政府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干预，甚至阻挠执行。他们无视中共中央1999年的11号文件，当法院执行他们所在地的企业时，不仅不给予配合、支持，还在背地里怂恿企业抗法，有的甚至公然指挥对抗。笔者所在的法院在执行某乡镇的企业时，因遭遇企业抗拒，拘留了几名妨碍执行的职工，该镇党委书记竟然指挥企业职工将执行人员悉数扣留，并要求交换“人质”。执行人员被扣留期间，企业职工有恃无恐，对执行人员进行肆意侮辱，地方保护主义莫此为甚。
3. 普法力度还不够深入持久，行为人法制意识十分淡薄。由于公民特别是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大多数债务人无视法律，抗拒执行。以往所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绝大多数案件均发生在乡村。这些被执行人和一些村民法律意识淡薄，不但不自觉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还故意抗拒法院的执行活动，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谩骂、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甚至围攻殴打执行人员。
暴力抗法行为人的法律文化意识极差，不清楚对抗执行的法律后果。河南省新安县八名执行人员在一次扣押船舶的过程中，有两名执行人员被债务人及其召来的村民打落黄河致死，债务人等聚集了近千人还赶到医院,将被打伤正在病床上的其他六名执行人员拔去针头，掀翻到地上继续殴打。
4.对暴力抗法缺乏打击力度
暴力抗法者之所以气焰如此嚣张，与对此类行为打击不力不无关系。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暴力抗法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定罪判刑。但往往由于有关机关未能较好配合，难以及时对暴力抗法者进行刑事处分，而只能由法院作出司法拘留和罚款处理了事。由于法律的权威性、操作性不强，使得一些人敢于藐视法律，甚至敢于公然与法律对抗。有数据显示，在全国法院2001年10月至2003年11月的483名暴力抗法者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41人，仅占10.2％。法制的统一被严重破坏，这种“网开一面”的作法，遗患无穷。
5.部分执行人员执法行为简单、粗暴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法官队伍的素质还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一些法院重审判、轻执行，更是着意把素质较差的放在执行机构从事执行工作，这就导致执行队伍的素质先天不足，很难保证执行行为的公正、文明。一些执行人员国情、民情意识淡薄，对执行环境的优劣缺乏判断能力，对暴力抗法的苗头不能敏锐地察觉，更不能控制局面。有的执行人员甚至滥用职权，野蛮执行。执行行为的不规范、不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暴力抗法。

6、宣传力度不够。对那些暴力抗法者，在追究法律责任的同时，没有积极宣传这些案件，让人民群众了解那些暴力抗法者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受到了法律律更加严厉的惩罚，从而使那些想抗法者置若罔闻，这样使得一些暴力抗法事件有禁不止。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司法权威的缺乏，执行立法的缺失，裁判不公，执行体制、机制的落后造成的执行方式粗放化，法院执行机构缺乏快速应变能力等都与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不无关系。
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防治
暴力抗拒法院执行性质极其恶劣，危害极其严重。每一起暴力抗法事件如不能妥善处理,都将对执法环境造成灾难性的损害。因此，研究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的防治办法十分紧迫也十分必要。
1.教育是根本，以教育铸就民族的法律信仰，形成良好的执法环境。
暴力抗法的频频发生，凸显出我国法制化程度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要法治，首先要让人们相信法律。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教育公民遵守法律。执行工作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思想性很强的工作，执行活动要体现出对公民宣传法律的作用和力度及对当事人起到依靠法律、遵守法律的教育作用。如通过张贴执行公告、公开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召开执行大会和新闻媒体曝光等，使执行当事人和广大公民受到生动的法制教育，进而增强法制观念。全社会形成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执行的法律意识，形成以抗拒、阻碍、干预人民法院执行为耻，以服从、协助、支持人民法院执行为荣的氛围。
2.考核是手段，以考核推动党政机关、基层组织以身作则，配合、支持法院执行，形成对暴力抗法的防治体系。
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的治国方略。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率先垂范，带头执行集中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意志的国家的法律，没有任何理由以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预、妨碍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更不能纵容、组织暴力抗拒法院执行。须知，“法治不行，自上坏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生活包括执行法律方面的表率作用，古今一理。制定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法律统一和尊严的有效办法。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宠爱的、庇护的被执行人是暴力抗拒执行的喜好者，是暴力抗拒执行的积极分子。从根本上铲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办法是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促成司法独立地位，改革人民法院的人事和机构，改上下级业务指导关系为领导关系，在人事任免上由上级法院决定后提起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免，将法院的管辖与行政区划的设置脱钩。人民法院的经费预算和决算由中央财政单列。在现阶段克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办法是执行法官搞好社会联动，寻求全方位支持。既法院首先应主动、全面、及时地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执行情况，取得他们信任、支持，同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对地方、部门保护，批条游说之行为公开暴光，使他们不敢当、不愿当抗拒执行者的靠山。
为切实解决法院“执行难”，江西省乐平市尤其是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为被执行人的案件难以执行的状况，年初再出硬招，坚持把支持、协助法院执行工作列入各乡镇和市直单位综治目标考评，年度内未完成应支持协助执行任务数的８０％，综治达标“一票否决”；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作为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取消综治年度评先资格，并对其负责人实行“黄牌警告”。被亮“黄牌”的单位负责人，一律不准提拔任用和晋职晋级。江西省乐平市的这一举措堪称以法治市的杰作，它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乐平市，暴力抗法已丧失存在的基础。可以说，凡是执法环境好的地方，其经济建设水平一定较高，投资环境相对优越；凡是执法环境恶劣，暴力抗法盛行的地方，其经济建设水平一定落后，投资环境就很差。江西省乐平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党政机关、基层组织带头执行法律，支持、配合法院依法执行，必将形成对暴力抗法的合围态势，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暴力抗法行为的发生。
3.惩治是关键，以惩治打击暴力抗法者的嚣张气焰，用刑罚手段维护执行秩序。 为执行工作立法，增强法律威慑力，加大强制执行措施的惩戒力度，使当事人不敢越雷池一步，自觉履行义务。
首先，制定《强制执行法》，对有关执行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的各个方面的规定进行完善。规定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以罚款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单位的处以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对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按单位罚款幅度同时处罚，罚款与拘留并处的应同时执行，拘留可以连续使用。
其次，修改刑法，对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以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拒绝履行义务款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罚金；对公司、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宣告其破产，组成清算组，进行清产核资，并对法定代表人及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以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对自然人不能履行义务者，通过法定程序宣告其破产，同时规定其不能高消费，只能在当地基本生活保障线上生活，一旦超出此线，视为欺诈，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倍以下2倍以下罚金。
暴力抗法危害如此严重，绝不能予以姑息迁就。追究暴力抗法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论行为人的阻碍行为是否影响了判决、裁定的执行，不能因为案件能够执结就认为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从而忽视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应属于拒执罪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同时又属于典型的妨害公务罪的情形，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就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公安、检察机关在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时，应当区别于其他犯罪的追究。“发生在法官眼皮底下的犯罪”本可由法院自行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现行法律改变了法院直接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从逻辑上说是矛盾的，法理上也不通顺。因此，在法律不再改变的情况下，公安、检察机关对于本罪的追究只宜作形式审查，非因法院执行程序的重大错误，不得不启动、拖延或终止追诉程序；执行人员对不得不执行且有发生暴力抗法可能的案件在已采取防范措施尚不足以制止的，一定要依靠现代科技，依靠群众和基层组织，注意收集行为人的犯罪证据。要建立暴力抗法事件报告制度。暴力抗法事件发生后，必须向地方党委、人大和上级法院执行机构报告，以期引起各界关注，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情况也须报告。
4.改革是出路，以改革促进执行行为的规范化，构建法院执行的权威，使暴力抗法无机可乘。加强法院执行工作的物质装备建设，保证通讯、交通、戒具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上争取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各级法院本身已要物质力量在统一调配和指挥下，以十分的运作规模，造出二十分的执行效果。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尚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不仅有外部因素造成的困难，立法上的缺陷，也有内部因素造成的困难。人民法院一方面要谋求外部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立足改革除弊兴利。通过改革规范执行秩序，规范执行行为，切实改变少数人乱执行的状况。要努力培养执行人员的“双刃”功能，既要会做执法工作，又要会做社会工作。通过对执行工作体制、执行工作运行机制、执行方式方法等坚持不懈的改革，伴随我国法制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构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权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使暴力抗法无从发生、无机可乘。
除了以上几点防治措施外，发挥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提高审判质量等也十分重要。暴力抗法属于社会顽症，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根治暴力抗法需要集社会各界之力，走综合治理的道路。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刘皓
参考书目：
1、《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现状及分析》赵金城、催照铭著；
2、《对暴力抗拒执行事件的分析及防治》邵国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