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法的现状与未来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中国债法必须完善，应当制定债法典或民法典中的债编。侵权责任法具有债法所需要的品格，应纳入债法典之中。在未来的民法典采取将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并列设编的体系下，应当设置债法总则。中国现行债法的众多制度及规范均应完善，明确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不宜仅有禁止性规定而无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已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 》已经审议过一次的大背景下，修订《民法通则》、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显得十分必要且急迫，专家、学者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之邀，为“瑞士债法百年暨中国民法立法国际研讨会”撰写本文，为立法提供参考意见，并就教于大家。
一、中国债法的现状
实质意义的债法，在中国已有多年的历史，但形式意义的债法在中国尚需建构。实质意义的中国债法，主要是《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关于债权的规定( 第 84 条以下)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债法的规范，再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大量的债法规范。这些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承认了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侵权之债，以及单方允诺之债、遗赠之债等。这使得财产变动基本上有法可依。
不过，应当看到，中国现行债法对待每种债的关系有轻有重，设置的债法规范繁简不一。例如，有关合同、侵权责任的规范相对充实; 而关于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在《民法通则》上仅仅是各有一个条文; 至于单方允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则根本未设规定。再者，在中国现行债法中，有相当一些条文只有禁止性规定，却欠缺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不符合法律规范应当具备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基本要求。
从中国债法理论方面来看，共识虽有，但分歧不小。例如，有一派较有影响的学说认为，侵权责任法不属于债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债法的顺利发展。在立法层面，虽有多数说主张设置较为详尽的债法总则，但也有两种意见很有影响，可能会成为中国债法制定的指导思想。其中，一种意见是不设债法总则，另一种意见是保持现行《合同法》总则不变，增设“拾遗补缺”作用的“小债法总则”。这会影响中国债法的科学化。
二、中国债法的未来
( 一) 需要克服的障碍
中国应当制定民法典，其中包含较为完善的债法。这是民法学者、专家的共同呼声。不过，制定什么形式的债法，债法包括哪些内容，则见解不同。
1． 制定科学的债法，必须克服侵权责任法不属于债法的理论障碍
一种意见认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就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并以下述理由作为支撑: ( 1) 债是财产关系，债权必须具有财产性，而侵权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不具有财产性，所以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 ( 2) 债的同一性理论是债与责任合一的理论根据，侵权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不符合债的同一性的要求; ( 3)责任不应是债的担保，侵权责任不应是债的范畴;( 4) 将侵权行为看作债，从法律关系上看混淆了义务与责任的区别; ( 5) 传统债法通则已经远远不能适用于侵权责任。对此，笔者分析与反驳如下:
( 1) 债果真均为财产法律关系吗? 无论是从债的本质及界定方面看，还是在民法发展史上，抑或是在近现代民法的立法例上，答案都是否定的，即债的关系虽然绝大多数为财产法律关系，但并非一律为财产法律关系，某些场合为非财产法律关系。
( 2) 在侵权行为人不法侵害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实施前的法律关系为绝对权关系，其后的法律关系为侵权责任关系。它们为绝对权关系与侵权责任关系之间的联系，并非债的关系与侵权责任关系的关系，不具有质的同一性，不存在适用债的同一性原理的余地。在这里，以债的同一性理论来否认侵权行为法的债法属性，文不对题。
( 3) 主张侵权责任法已从债法分离出去的观点认为，应当抛弃视责任为担保的传统观念，把握法律责任的本质特征，明确民事责任的涵义。其逻辑是，否定了侵权责任为债的担保，就是在证明侵权责任非债的范畴，至少为这种观点的确立扫清了道路。
笔者理解，这种观点在这里存在着误解，其所谓的担保包括“债法上的保证，物权法上的抵押、质押、留置”。而德国法系关于“责任为总债务的担保”中的所谓“担保”，并非指上述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些“特殊担保”，而是指一般财产，或曰责任财产。德国法系所谓“责任与债务相伴，不加区别，常相混淆”，是指一般财产责任与债务不加区别，一般财产与民事责任常相混淆。
既然责任为债务的一般担保，或者说总担保，指的是债务人的一般财产( 责任财产) 是债务的总担保，而非说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为债务的总担保（注：实际上，保证是将他人的一般财产在担保层面上拉入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中作为对特定债权的担保，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是就特定财产来担保特定债权，不是“债务的总担保”。），那么，仅仅阐明保证、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不是债，尚未完成证明侵权责任这种“责任”并非债的一般担保的任务，也就未能说明侵权责任不是债，未能说明侵权责任法不属于债法。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论者肯定完不成这项任务，因为侵权责任成立恰恰是以行为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其承担责任的总担保，或者依据通说的表述，行为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履行损害赔偿义务的一般担保。从这个方面说，侵权责任关系也属于债的范畴。
( 4) 主张侵权责任法不属于债法的观点归谬说。如果说侵权行为的后果产生债，对债务人来说是产生了债务( 义务) ，也就是说违反了义务又产生了义务，这样就违反了法律关系的逻辑性。事实是，先有不作为的义务，后有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才导致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违反不作为义务是因，民事责任是果，而不相反。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分析与反驳:
其一，侵权行为的后果就是侵权责任，此处遵循着义务——责任的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使得受害人有权利请求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责任人有义务满足受害人的该项请求，向他承担侵权责任。此处的权利、义务发生在相对人之间，权利以请求为内容，符合债权、债务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故这些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债的关系。完全遵循着“违反不作为义务是因，民事责任是果”的逻辑。
其二，如果责任者再次违法，拒不实际承担侵权责任，又产生债务不履行责任。受害人也就是债权人有权请求责任人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责任人有义务满足这种请求，实际承担此类责任。这类权利、义务关系再次构成债的关系。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这才是符合逻辑的。否定论者未看到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变化规律，忽略了可以从各个层面观察、界定同一个事物的方法，未免机械、僵硬。
还要指出，《侵权责任法》成为单行法，使之易于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相对容易且合理地排列组合各项侵权制度及规范，也可能便于《侵权责任法》的自由发展，还有形式美的意义。但是，必须看到，“某一法律领域和另一领域之间的分界线是人为的; 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任意的”。[1]186只要我们关于债及《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理念未变，侵权责任及其法律没有像劳动合同及其法律等那样发生质变，那么，它是否成为单行法就不具有脱离债法与否的意义。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宜归入债法
鉴于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将消费者关系纳入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确有相当的民法规范，中国学者也有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民法一部分的见解。对此，笔者表示反对，理由如下: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含有众多的管理性规定、处罚性规定，行政色彩浓厚; 在法律责任领域含有惩罚性损害赔偿( 未来修法时还应当增加召回等责任方式) ，与民法贯彻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自治、责任重在补偿的固有品格不符。若坚持民法的固有品格、纯洁性，就不宜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纳入民法之中。
(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将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其中的欺诈可被单独地、特殊地界定，不一定如同民法那样要求欺诈的构成必备故意这个要素。因为若强调欺诈的构成必须是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具有故意，在相当多的案件中，消费者难以举证经营者具有故意，所以就无法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的规定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 在另外一些案件( 如商店出售假茅台酒) 中，假货是由个别的营销人员购入的，甚至是无意中进的货，作为法人的经营者的确不是故意出售假货，于此场合，若坚持民法关于欺诈构成的要求，买入假货的消费者也无法向经营者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而这并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意。
( 3) 《合同法》第 113 条第 2 款不是直接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而是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导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的规定。对此现象，结合其他各种理由，宜作民法没有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解读。
( 4) 经济法作为一个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平起平坐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宜有自己独特的法律责任及其方式。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理论将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等不加改造地收入其法律责任的袋囊，并不可取。随着中国现行法逐渐地出现了惩罚性损害赔偿、产品召回、毁掉树木时在原地植树以恢复原状等责任方式，法律人可将它们收归经济法律责任的体系之中，形成的确不同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经济法律责任。从这个角度看，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 未来修法时宜再规定产品召回)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应当属于经济法。
( 5) 按照潘德克顿体系，民事主体均为抽象的人，不规定具体的人格。“消费者”、“经营者”显然属于具体人格，被规定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中。就是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主体方面不合潘德克顿体系、风格的本质要求。经济法从不遵从潘德克顿体系，突出消费者的主体形象和地位，高扬优惠保护消费者等弱者的大旗。如此，环顾四周，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归入经济法较为合适。
( 二) 中国债法应当完善的内容
1． 建构中国债法，在形式方面需要制定中国债法典或中国民法典中的债编，在实质方面，需要完善、创设若干制度。大部分内容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在此重点讨论应当设置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1) 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其一，“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上下属关系，概念之间的相对性或兼容性以及如何将整个法律材料划分为各类总体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38 －39这是债法总则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一。
其二，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多年来一直是向学生灌输抽象概括式的法律规范及其民法思维，处理系争案件的律师和法官熟悉这种思维，能够解释和适用债法总则。这也是支撑设立债法总则的重要原因。
其三，提取公因式，形成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债的共同规则——债法总则，其优点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在一定范围上讲，总则是自然法学家们为了得到普遍的，基本的法律原则而利用非常抽象的推理方法的结果，[3]166总则把被提取和抽象的一般性内容汇总在一起（注：应当指出，著者所谓“总则”的原意是指民法总则，不过，我认为其意义也适应于债法总则。），[3]24因而，设立债法总则可以使民法典简约，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其次，债的共同规则本应适用于合同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侵权之债等相应领域，但若不设债法总则，只好把它们规定于某类债中，或者分而置之。如此，时常会出现准用的现象。“如果不设总则编，立法者要达到既全面又不重复的目的，就必须运用参引的技术。”（注：参见[德]布德( Budde) : 《德国民法典中的参引》，载《法律学习》1984 年，第 578 页以下。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这种人为地错用立法技术导致本为“适用”却不得不“准用”的现象，显然应予避免。最后，设立债法总则可以使某些制度及规则更为清晰、准确。例如，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被规定在《合同法》中，解除权、终止权是否因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而移转? 合同关系是否因此而消灭? 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且不易弄清。如果把债权让与、债务承担规定于债法总则，没有双务合同等形成的数个狭义债的关系组成的广义债的关系等因素的困扰，就比较明确地传输给人们这样的信息和规则: 债权让与就是债权的个别转让，只是原债权人退出该狭义的债的关系，如果该原债权人对债务人仍负有债务的话，这一狭义债的关系并不消灭。在该债的关系基于合同而生的情况下，该合同关系自然不会因债权让与而消灭，决定合同消灭的解除权、终止权自然不得轻易地随着债权的让与而移转。债务承担场合，问题也同样如此。再如，清偿、提存、抵销、免除原则上为一切类型的债的消灭原因，单独规定在任何一种债中，都不适当; 若每种债中都予以规定，显然是不必要的重复。理想的方案就是放置于债法总则中（注：详细论述，请见本文参考文献[4]。）。
( 2) 设立债法总则的可行性
其一，民法典把债分解为若干编，如合同法编、侵权责任法编，再设置一个债法总则编，合乎逻辑。不然，把一些不可或缺的规则，如过失的要件、清偿的规则等放置于合同法编或者侵权行为法编，反倒不合体系化的要求。其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虽然可形成两类独立的债，无论就其发生原因还是就其构成、法律效力着眼，它们都是与合同、侵权责任平行的制度。既然合同法、侵权责任法都独立成编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也应当如此处理，才合逻辑。不过，在内容方面，它们较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终归相差悬殊; 在条文数量上，它们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毕竟不成比例。从立法技术的层面考虑，它们单独成编，不合形式美的要求( 尽管符合实质美) 。把它们规定于债法总则编之中，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注：详细论述，请见本文参考文献[4]。）。
2． 关于合同法方面的完善
建构中国债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合同法部分。所做工作，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 1) 将本属于债法总则的内容从《合同法》中剔除，归还于债法。客观地说，《合同法》的总则部分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当时没有民法典及债法典，许多共同的债法准则虽然为实务所急需，但法律规范却尚付阙如。在《合同法》制定之时，民法典及债法典难以在若干年内出台，于是“临需受命”，使《合同法》总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扮演债法总则的角色，装填上若干超出其边界的实质上是债法总则的制度及规范。并且有言在先，一旦民法典及债法典制定，要“归还”本属于债法总则的制度及规范。值此制定民法典之际，应当履行上述允诺，这里也要讲“诚实信用”。如此，债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原则上就不会有交叉、重复。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就是如此设计的。[4]73
( 2) 进一步完善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 在解剖债之关系方面，在分别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的前提下，重视附随义务的规范; 在扩张权益保护方面，进一步发展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注意，《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关于“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的着眼点，不在于物权人、人格权人及其相应的绝对权关系，而在于营业者或其他的社会活动者及其相应的特别结合关系，加之配置此类义务的情形十分有限，因而尚难由此得出债的关系与物权关系、人格权关系趋同的结论。所以，制定债法典或民法典中的债编，仍应坚持债的相对性原则，只可在有限的领域突破债的相对性。
( 3) 增设利息之债、选择之债等规范。利息之债十分普遍，其有效或无效的判断依据，与本金之债之间的关系，与本金之债担保之间的关系，与本金之债所衍生的违约责任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存在疑义且亟待解决的。在选择之债中，选择权的归属、性质、存续期间和效力，选择权可否附条件，选择之债的应用领域，等等，同样需要明确。
( 4) 进一步细化合同效力制度，如区分合同不成立、合同尚未生效、合同有效、合同生效等不同情形。对此，有关司法解释有所创新、发展，但仍有完善的余地。制定债法典或民法典中的债编，应当明确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合同生效的要件，径直规定合同不成立、合同尚未生效的法律后果，最好明确合同尚未生效可否解除以及此类合同项下的违约金条款的效力。
意向书、初步协议是一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还是区分情况而分别承认完全具有合同效力、部分内容具有合同效力、完全不具有合同效力，值得重视，应由债法典或民法典中的债编明确。
预约，在实务中常被应用，但其与本约的区分和特定情况下“视为”本约的标准，以及违反预约的法律责任是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预约项下的行为债务可否强制执行等问题，日益凸显，制定债法典或民法典中的债编，应当表态，设置明确的规范。
( 5) 中国现行法没有区分合同变更与合同更改，至少在确定和贯彻债的同一性理论方面困难不小，影响到原合同项下的负担如何处理。建构中国债法，应当区分合同变更与合同更改，并丰富合同变更与合同更改的规范。在债法典或民法典中的债编中，分设合同变更制度和合同更改制度，确有必要。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4月20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7年7月16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五章 教育事业
第六章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七章 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的扶持和帮助
第八章 职工队伍建设
第九章 民族关系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本州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
第二条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是贵州省东南部地区苗族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的辖区为：凯里市、丹寨县、麻江县、黄平县、施秉县、镇远县、岑巩县、三穗县、天柱县、锦屏县、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雷山县、台江县、剑河县。
自治州的首府在凯里。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全州各族人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把自治州建设成为团结、文
明、民主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发展本州的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州内各族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州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第九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本州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选举单位依法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除苗族、侗族的代表外，其他聚居在州内的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苗族和侗族的人员应当超过半数，并且应当有苗族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一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贵州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州长由苗族或者侗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苗族和侗族的人员应当超过半数，并且应当有适当数量的汉族人员，注意配备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第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置工作部门和确定人员编制，并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所属的工作部门，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并且注意配备适当数量的妇女干部，尤其是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第十二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是自治州的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监督本州各县、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领导本州各县、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应当有苗族侗族的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苗族、侗族人员，注意配备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通用汉语汉文，也可以使用苗语、侗语，并且可以使用苗文、侗文书写法律文书及其他文书。
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汉语、汉文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突出抓好林业，大力发展畜牧业，加速发展地方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努力搞活商品流通，促进本州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制定本州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条件，自主安排、调整基本建设项目。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矿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山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权不受侵犯，其所有制关系不得变更；由法律规定可以变更的除外。
自治州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自治州内的土地、森林、草山资源中，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争议的，应当本着平等的原则和互谅互让，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精神，按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和管理当地的自然资源。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对可以由本地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第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土地，严格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和林地。
自治州内集体所有的耕地，除划给农户的自留地外，实行联产承包经营。承包者对所承包的耕地和农户对自留地享有管理使用权，但不得买卖、出租、毁坏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帮助农业生产者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帮助农业生产者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选育良种，改进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品质量。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林业生产，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加速营造速生丰产林，建设商品木材基地。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林和薪炭林，积极封山育林，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加速绿化宜林荒山，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恢复和保
持生态平衡。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林业行政管理工作，实行依法治林。
第二十条 自治州内全民所有制的林场，其国家所有权和管辖区域不得变更。
自治州内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已经建立林场经营管理的，未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不得随意撤销；未建立林场经营管理的，可以建立林场，或者以其他形式承包经营。禁止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分给农户或者个人所有。
自治州内宜林荒山的营林，实行国营、集体、联户为主办林场的形式承包经营。
自治州内联户或者个体户承包营造的林木，允许转让或者继承，接受转让人或者继承人应当按照原承包合同办理继续承包手续，自治机关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林业基金专款专用。对承包营林的集体组织、联户和个体户，国家金融机构和林业主管部门可以提供有偿扶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营林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从严制定年采伐限额，按照年采伐限额确定年度木材采伐计划和商品木材计划。
自治州内的森林和林木，凭县、市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采伐许可证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严禁滥伐和盗伐林木。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的组织工作。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内集体和个体生产者生产的木材、竹材及木材半成品，实行议价收购和销售。自治州的州、县（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保护营林者利益的最低收购限价。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严禁任何单位组织非法收购或者套购、倒卖木材；不允许私人倒卖贩运木材。
农村居民、林农自产的零星木材，可在指定的市场上凭证自销。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有利于商品木材的流通和林业行政管理的原则，确定州内经营商品木材的单位，未经县、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林区直接收购木材。
自治州内经营商品木材的单位，一律按计划部门核定的计划经营。具体的经营、监督和管理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集体和个人在发展生猪、家禽的同时，积极发展牛、羊等草食性牲畜。
自治州内的草山草场，按照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实行承包经营，发展人工种草。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扶持畜牧生产单位和个人运用科学技术，改良畜禽品种，防治畜禽疫病，发展饲料加工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扶持集体、个人采取各种形式，利用稻田及其他水面，发展渔业生产。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水产资源，加强渔业行政管理。严禁毒鱼、炸鱼、盗鱼和其他破坏水产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乡镇企业的领导，贯彻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乡镇企业在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上给予支持；在税收、信贷、原材料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在流通、运输、信息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提供服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财产，不得任意摊派和收费，不得任意改变其所有制关系和隶属关系。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在积极发展地方国营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工业和个体工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优先发展电力工业，大力发展木材加工工业和以农、林、牧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积极发展建材、轻纺、食品工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指导和帮助乡、镇发展集体矿山企业；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人依法采矿。
第三十条 自治州的交通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同时发展水路运输和畜力运输，开展铁路、公路、水路联合运输。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州内的公路和航道设施，实行统一规划，采取国家投资和集体、个人投资投劳的办法，进行修建和养护。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交通运输的行政管理，严禁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积极发展乡村邮电通讯事业。严禁破坏邮电通讯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管理隶属于本州的企业，非经自治机关的同意，其隶属关系不得随意变更。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职工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权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和本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企业生产关系，改革企业经营管理体制。鼓励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自治州人民政府支持州内企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开展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和经济联合。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在本州的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对其生产、工作、生活提供方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从州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鼓励州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本州独资或者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事业，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士在本州的合法权益，对其兴办的企业、事业给予优惠照顾。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对外经济贸易机构按照国家的规定，直接对外开展进出口经济贸易活动。自治州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对外贸易口岸。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决定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统筹安排使用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外汇和本州的外汇留成。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生产出口商品的单位和企业，给予优惠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本州的商业和供销企业，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在商品流通活动中的主渠道作用。州内的商业、供销企业可以按照一业为主、综合经营的原则开展经营活动。
自治州的各级国营商业、医药企业和供销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规定的照顾。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州内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人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并积极组织供应。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集镇、集市的管理和建设，发展商品流通，建立市场体系和集市贸易。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帮助农村和城镇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者和个体劳动者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商品流通，开展劳务活动。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工商行政管理，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经营。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原则，加强物价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并且根据国家规定的权限，制定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补充规定，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事业。

第四章 财政管理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地方一级财政，是贵州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本着增收节支、收支平衡、量力而行的原则，安排本州财政预算，管理收支，使用各种收入的超收和各种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州的财政在贵州省财政机关合理核定包干收入、支出基数时，收入不敷支出的不足数额，享受上级财政的补助，同时享受上级财政的补助递增数额。自治州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时，按一定几年不变的定额，上缴上级财政。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因严重自然灾害或者上级国家机关政策性变化或者其他原因而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时，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报请上级财政机关给予补助。
第四十条 自治州各县、市的财政是自治州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按照分级包干的原则，合理核定所属县、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数、补助定额或上缴比例，一定几年不变。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建立健全乡（民族乡）、镇的财政管理体制。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十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给本州的各种资金，自治机关可以按照资金性质统筹安排使用。上级国家机关指定的项目专项拨款除外。
自治州财政的机动财力，主要用于工业、农业生产建设和教育事业。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外，对属于本州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州内金融机构的职能作用，积极筹集、融通资金，发展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州的国家金融机构积极扶持和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指导和帮助发展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州内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和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其他同国家财政有关的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第五章 教育事业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逐步改革和完善教育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人才，提高全州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学前教育，重视盲、聋、哑、残疾人和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本州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通过统筹规划和加强领导，大力扶持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和本州实际，自主确定自治州的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籍管理，学科及课程的设置，学制及教学计划的调整，教材的增减，学年的招生计划和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方案。
自治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优先发展师范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和培训教师，建设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定点、定名额、考试加保送的办法，择优招收边远地区的学生进入本州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回原地任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用前款规定的办法，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民办教师进入本州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地任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尊重教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教育事业。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举办各级民族中小学，在经费、师资、设备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并有计划地对学生实行免费入学，以提高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女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
自治州的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可以设置民族预科班；城镇完全中学，可以开设民族班，招收农村的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入学。
第五十条 自治州内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小学低年级，应当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晓的语言进行辅助教学；有条件的也应当分别使用苗文、侗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教学。
自治州内的师范院校、民族行政管理学校应当逐步开设苗文、侗文课，有条件的其他学校也可以开设苗文、侗文课。
自治州内分别使用汉文和苗文、侗文扫除文盲。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财政用于教育的经费，应当按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逐年增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克扣、挪用。
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基础教育。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筹集资金、物资和组织群众义务劳动，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州内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和使用的土地及其他校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第六章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制定本州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制定州内科技人才管理、聘任、工资待遇的具体办法和科技创造发明的奖励标准。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组织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开拓技术市场，推广科学技术；鼓励科学技术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为城乡提供各种技术成果、信息和技术服务。
自治州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技术培训机构，积极为城乡培训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计划内的科学研究项目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
自治州的财政用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经费，应按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比例逐步增长。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继承和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文学、艺术；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及其他文化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发掘、整理、保护文物古迹，革命遗址和其他文化遗产。
自治州人民政府指导和帮助基层文化馆、文化站及其他文化设施的建设，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积极发展城乡医药卫生事业，不断完善各级医疗卫生防疫机构和充实卫生人员，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自治州人民政府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加强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切实做好妇幼卫生保健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对民族医药学遗产的发掘、研究和应用，发展民族医药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规定，举办各种医疗卫生事业，开展防病治病。
第五十五条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自治州内各民族公民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州内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展体育事业。开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提高民族体育技术水平，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可以与其他地方开展协作和交流，也可以依照国家规定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

第七章 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的扶持和帮助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帮助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适当集中物力、财力和科学技术力量分期分批进行扶持，尽快改变贫困面貌。
自治州的特别贫困地区的划分，由州人民政府确定。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财政设立扶贫基金，实行有偿或者无偿投放，用于特别贫困地区的开发性、专业性生产建设和发展教育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在分配本级财政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资金和各种专项补助资金时，应当照顾特别贫困地区。
自治州人民政府用于交通建设的资金，优先安排特别贫困地区的公路、航道建设，并且采取国家投资和群众投劳相结合的办法，修建和维护区、乡公路。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特别贫困地区，区别不同情况，定期减免税收、定期减少粮食定购数量或者不实行粮食定购，并发放贴息或者低息贷款，扶持其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乡镇企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通过专业技术培训和采取各项技术承包，提高州内特别贫因地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工农业生产水平。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州内外的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到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兴办各种生产性、服务性企业。
第六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为特别贫困地区设立以寄宿为主或者以助学金为主的学校，对其应届毕业生，采取分配名额或者考试加保送的办法，择优输送到州内不同类别的高一级学校学习。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计划地为特别贫困地区兴办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及其他职业学校，加速培养这些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
第六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加强对州内特别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自治州的用于医疗减免的经费，重点照顾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民防病治病。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干部、教师、卫生技术人员和其他科学技术人员到州内特别贫困地区工作。鼓励和照顾的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章 职工队伍建设
第六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通过各类学校及其他途径，大力培养各民族干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特别是加速培养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加速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自学成才。有计划地选送在职人员到州外高等院校学习。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特殊政策，从州外引进各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
第六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为知识分子创造发挥专长、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水平的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自治州人民政府依照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制定本州优待知识分子的补充办法。
第六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在职职工的培训，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充分发挥职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自治州内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的指标范围内，可以从本州农业人口中择优招收适当数量的苗族、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六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在本州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干部给予物质奖励或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优待和照顾措施，鼓励州外籍的国家职工积极参加本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自治州人民政府依照国家规定的原则，制定对本州国家职工休假和离休、退休后待遇的具体办法或者补充规定。

第九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通过各种形式对州内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都有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州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应当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六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提倡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积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自治州人民政府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机构和苗文、侗文出版机构，积极推广苗文、侗文。
第六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聚居在州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凡具备建立民族乡条件的，应帮助其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本乡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散居在州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特殊问题。

第十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报请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条例的修改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7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