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悬赏看民间“侦探”
杨涛

针对“执行难”，上海一些法院开始尝试以“悬赏执行”的方式，让更多的知情人站出来说话，加快执行的效率。社会公众现在登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被执行人的有关信息以及悬赏金额和比例。（新华网4月13日）
前不久，抓获马加爵便是与公安机关使用巨额悬赏的方式有关。悬赏方式在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许多国家机关都在公务活动中采用悬赏方式。尽管悬赏方式存在不少争议，但在许多情形下，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对于国家机关和公务活动的相对人来说，能减少成本投入，提高效率；而对于悬赏的受要约人即提供线索的人来说，事实上也是在权衡各种得失后，是收益大于成本的理智选择。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三方都得利的举措，何乐而不为呢？
可见，根据权衡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原理，悬赏是理性的，同时悬赏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强行规定，公务活动运用悬赏方式就有正当性。而悬赏的正当性必然给悬赏的受要约人--“线人”获利赋予了正当性，因为，没有“线人”的正当性，悬赏就不可能有存在的现实环境。然而，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有利益的地方必然使资本与人气聚集，大批的“线人”产生是悬赏的必然结果，竟争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同时，从“线人”本身来看，要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必然要降低成本，走向专业化和有组织化，由此也必然催生一批职业“线人”，作为职业“线人”的外在表现形式--民间“侦探”、民事事务调查所也由此酝酿而生。
我们不可能说，单个“线人”的活动有正当性，而能最大程度上降低成本的有组织或专业化的“线人”却无正当性，这在经济学原理上和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我们只能说，有组织或专业化的“线人”的活动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由此看来，重新审视民间“侦探”的作用，重新审视公安部在1993年9月7日的通知中明令禁止的成立民事事务调查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事实上，民间“侦探”也好，民事事务调查所也罢，都不是悬赏催生的。由于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要对自己的主张举证，在执行中要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等社会现实的需要，各行各业的专业化、有组织化“线人”的出现早已不是新闻了，这些机构与人员已经大量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只是公权力机关悬赏方式的大量运用必将催生更多的这些机构与人员也将进一步赋予他们存在的正当性。从法律实施角度上看，法律、法规的禁止只能是针对少数人，如果违法成为普通，并且违法行为得到公众认同时，我们要反思的也许是法律本身的正当性了。再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大量存在的民间“侦探”、民事事务调查所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规范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化，导致他们侵犯公民权利和自身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禁止他们存在的人们似乎又从这里找到进一步禁止的理由：看，让他们存在有如此多的麻烦！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理由，因为，只有先承认他们才能进而规范他们，从而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他们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想说的是，对于民间“侦探”、民事事务调查所，既然无法抹煞他们的正当性又离不开他们，那就承认他们、规范他们吧！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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